毫无意义的工作+规则悖论虚拟套

《毫无意义的工作》
1，大卫·格雷伯是享誉世界、备受尊敬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耶鲁大学前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占领华尔街”主要参与者。 2，托马斯·皮凯蒂推崇作者洞见，中文版由梁永安、严飞作序，陈嘉映、项飙、刘擎、罗家德、冯仑联袂推荐。
3，引发全球百万人阅读，高居亚马逊劳资关系榜首，输出十几种语言，《卫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纽约客》倾力推荐。
4，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以社会学、经济学和大历史视角，对劳动价值进行21世纪新讨论，揭示效率和不公平的根源性问题，帮助社会和个人回归价值。

《毫无意义的工作》
凯恩斯曾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但如今，人们在工作上花费了更多时间。
你的工作对世界做出贡献了吗？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在几周内收获了超过百万次的阅读点击，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人们深切关注的议题。
是谁在创造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它是如何降低效率，阻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加剧不公平的？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将自己的观察、研究与反思悉数呈现，剖析了困扰世人的当代社会病灶。
《规则的悖论》
从职称评审、抵押贷款，到申请办公设备甚至出行购票的流程，五花八门的规定可以让我们填写无数张表格，在流程的提交与退回中反复摩擦，当每天的生活从填表开始，我们不禁困惑：真的需要这么多流程吗？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犀利道出真相，在本书的三篇论文中分别从暴力、技术与理性的角度揭开制造愚蠢规则的根源，更挑明人们离不开它的真实原因。但知道这一切并不让人悲观，因为格雷伯也坚定地指出了被忽略的终极规则：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我们有能力改造它。
本书挑战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旨在引发人们关于现代生活的讨论：我们能否走出规则的乌托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毫无意义的工作》
美国有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占领华尔街”主要参与者，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师承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出版有《债：5000年债务史》，受到《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高度赞誉。
《规则的悖论》
大卫·格雷伯（1961-2020），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已出版作品《债：5000年债务史》《毫无意义的工作》。
作者生前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亲身参与 “占领华尔街”运动后写下《规则的悖论》。该运动为广大失业人口发声，深深撼动了长期由极富人口垄断社会资源的美国。

为了向大卫·格雷伯致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自202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大卫·格雷伯纪念讲座。

《毫无意义的工作》
《规则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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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意义的工作》
        谈谈“狗屁工作”现象
   2013年春季期间，我无意间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国际轰动。
   这一切要从一篇约稿说起。当时有一本新创的激进刊物《罢工！》（Strike！）邀请我写一篇小文章。编辑问我能不能写点儿煽动性的内容，就是其他刊物都不愿意发表的那种。我脑海里常常有那么一两篇符合这个要求的文章，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名为《“狗屁工作”现象》（OnthePhenomenonofBullshitJobs）的小文章交给了他。
   这篇文章是基于我的一个直觉写成的。所有人都很熟悉那些在外人看来没多大作用的岗位，比如，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员、公关研究员、金融策略师、企业律师，以及那些（学术圈都很熟悉的）专门负责给某种委员会招聘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委员会的工作正是讨论哪些委员会没必要存在。这类岗位多到列都列不完。我不禁问自己，假如这些工作的的确确毫无意义，而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对此也心知肚明，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时不时会碰到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
   一个成年人，每周有5天，要早早起来去做一项他内心知道其实没必要做的工作（这些工作纯属浪费时间和资源，甚至还会给世界带来害处），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沮丧和泄气的呢这难道不是蔓延在我们社会中的可怕的心灵创伤吗如果答案是肯定，那么这个创伤似乎从未有人谈起过。关于人们工作时开心与否的调查和论述已有许多，但据我了解，还没有任何一项调查或论述是关于人们对自身工作必要性的判断的。
   我们的社会可能已被无用的工作渗透到千疮百孔，而人们对此也避而不谈，这件事从其本质来看并非不可信。关于工作的话题充满了禁忌。大部分人不喜欢他们的工作，若是能找到借口不去上班，人们会很开心，但这样的事实甚至被认为是不能在电视上承认的。
   以上的判断似乎可信，但我当时并不确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做个实验，我很想看看把这样的判断写出来会引起怎样的反响。
   下面便是我给《罢工！》2013年8月刊撰写的文章：
   谈谈“狗屁工作”现象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道：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至在英美等国家，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当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凯恩斯的这个预言。就技术而言，我们接近能够实现它，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发展。恰恰相反，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变着法儿地使我们所有人更忙碌。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各种各样事实上毫无意义的工作应运而生。非常多的人，尤其在欧洲和北美洲，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费在那些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种状况给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深重的。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然而几乎从未有人谈及它。
   凯恩斯承诺的（20世纪60年代依然被人们热切盼望着的）乌托邦为何从未成为现实对此，如今普遍的说法是，凯恩斯未能考虑到消费主义的兴起。在“少工作点”和“多娱乐些”两者之中，人们集体性地选择了后者。这看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道德寓言故事，但哪怕只要细想一分钟，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是的，20世纪20年代至今，我们目睹了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新岗位、新行业的诞生，但这些新生的工作中与寿司、苹果手机和高档运动鞋的生产和售卖扯得上关系的寥寥无几。
   那么，这些新岗位究竟是什么最近，有报告对比了美国人在1910年和2000年的就业情况，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据我观察，这个答案同样适用于英国）。20世纪，用人、工人和农民的数量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即从“总就业人数的1／4增到了3／4”。换句话说，自动化技术确实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性的工作，正如预言所说。（哪怕在全世界范围内统计，把印度和中国的工人都算进来，产业工人的比例都远不如从前。）
   然而，我们的工作时长并没有大大降低，自然也就没能获得更多自由时间去追求事业、寻找乐趣、追逐幻想以及实践理念。甚至，我们所看到的激增的数字并不是出现在“服务”业，而是出现在行政领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务和电话销售等行业，以及空前扩张的公司法、学术与健康部门、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这些数字甚至没有反映出为上述行业提供行政支持、技术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其实所有辅助性行业都需要算进去（比如，给狗狗洗澡的、24小时送比萨的行业），所有这些工作的存在不过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
   我提议，以上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
   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问题就出在这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情况是不该发生的。当然，在从前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效率低下，人们不仅把就业当作一种权利，更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这种国家体制创造的，工作岗位源源不断。（所以，在苏联百货公司里，卖一块肉都需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