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翦商 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万古江河》
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很可注意的是兼容并蓄的胸怀。哪怕遭逢外来异质文化，也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即使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也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许倬云著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是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中国文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经历了无数的起起伏伏，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翦商 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从这本书开启中国史的阅读！“李硕中国史”开篇之作。
本书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朝夏朝（二里头）也沿袭了这种人祭文化，并在随后的商朝登峰造极。周族僻处西部，本没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纣王献祭。文王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记录周文王亲历和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
武王灭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
周公的这些举措，开创了新的华夏文明。五百年后，孔子编辑儒家“六经”，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
概而言之，本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万古江河》

许倬云，193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为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求古编》、《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说中国》等。

《翦商 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青年历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
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等，在《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万古江河》
《翦商 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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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江河》
        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期地层中，曾出土一件使用陶范铸造的青铜小刀。马家窑期的时代当在公元前3100前2700年，所以这件青铜刀可能是中国地区最早的青铜器。但是，中国地区较古老而且较普遍的铜制品遗存，当是在齐家文化的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河庄、秦魏家等遗址发现的铜制刀、凿、锥、斧、钻头。近来在广河齐家坪还出土了中国地区最古老的铜镜。齐家文化的时代，经过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050±155年至前1915±155年之间，亦即公元前第三千年纪过渡到第二千年纪之际。这些铜制品，大多是冷锻的红铜，铜镜却是冶铸的青铜，正呈现青铜文化初期的混合现象。齐家文化的铜器时代，至少晚于西亚两河流域青铜文化有整整一个千年纪。齐家文化所在的地区，正是中亚交通路线的东边尽头。
   中国北方，由西往东，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之下层，这一连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铜刀、铜制装饰品出土，其间有相当的一致性，时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中期。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通道。中国内地的河南与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也有十余处出土了相当原始的铜制品。河南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锡铅青铜铸件，是铜锻的残片，时代是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前半段。
   究竟是中国地区的古代文明自行发展了青铜，还是青铜工艺的知识由西亚传人中国？由上述时、空两个条件来看，解答的线索隐约可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铜制品，原始铜制品与青铜铸件各地均有出现，以其分布情形看，西部的铜制品早于东部。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中国地区的青铜工艺，当由西路传人，但传播过程中，中国地区的工匠可能并未得到铸造合金的完整知识，于是各地还是从打造原始铜件开始，摸索寻求青铜工艺的技术。中国新石器文化制陶的工艺技术相当成熟，能够掌握火候，高温焙制陶器。从制陶工艺发展铸铜技术，有了掌握高温及制造陶模两项条件，铸造青铜的工艺，即不难有迅速的进展了。商代的青铜铸件，种类多、数量大、水平高。从龙山文化晚期到商代，时间不过数百年，青铜工艺的进步速度，相当可观！
   青铜铸品，作为小型的锋利工具，切割的功能胜于石器、骨器。但是，青铜质脆易断，用于大型破土的农具与砍伐树木的斧斤，并不十分有用。因此，使用青铜工具，未必能提高生产水平。用青铜制作武器，却能提高杀伤力。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解释几个青铜文化的现象：出现了专业的战士、复杂的社群，以及资源集中、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凡此，都因为铜料难得，铸铜技术又不是人人能够掌握，以致只有少数人垄断这一有效的武器，从而以此劫持社群，形成资源的集中及社群的分化。中国传统所谓“三代”，正是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时期，其与青铜文化的出现，有一定的相关性。    车出现于中国地区的时间，至今还难定言。考古证据所见，商代车辆的形制，基本上与西亚、埃及和印度的两轮马车类似。在中国地区，至今未见原始形态的车辆，也未见车型演化的过程。凡此可以推知，车是外来事物。用车的知识与铸造青铜合金制品的知识同时传人中国，是颇为合理的推测——车之用于战争与青铜武器的使用，两者都与广袤草原上武装族群的移动有关。战争能带来族群之间文化的交流及资源的交换。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中期，西亚、南亚、东欧、北非的族群移动十分频繁：希克索人侵入埃及，赫梯人在西亚建国，希腊半岛有族群的交替，印度次大陆也有一波又一波的雅利安人移人。这些族群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
   P60-62
《翦商 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第一章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升级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有了农业和定居生活，不再像野生动物一样四处流动觅食。这是距今约一万年前开始的变化。
   在人们的感觉里，新石器时代应当是世外桃源一样，与世无争，或者说是落后、停滞的。不过，和生物的自然进化相比，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充满着剧变。下面，我们以千年为时间单位，简要描述一下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发展历程。
   做一个穿越假设。如果一群现代人回到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半坡文化新石器时代，比如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他们看到的是，山坡下有一座小村寨，有两三百名村民生息在这里，村子的中央是一片小广场，周围环绕着几十座大大小小的茅草屋，猪、狗、鸡在草屋之间闲逛，村边的陶窑冒出淡淡青烟，身穿粗麻布衣的男女用泥巴捏制陶罐坯，在上面描绘黑色图案。
   村落外，是成片的农田，谷穗在风中摇曳，它们产出的粟米（小米）是村民的主粮。几个男人正在给一只马鹿剥皮，用石头小刀分割皮肉，再用木柄石斧把骨头砍开，骨渣飞溅，引来几条狗围观争抢。
   穿越而来的访客发现，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壕沟包围着村寨（考古报告一般称之为“环壕”），沟底有积水和尖木桩防范入侵者，内侧还有一道木头栅栏，只有一座原木搭成的小桥可以进入村落。这群访客已经饿了，想从村里交换一餐午饭——在“原始人”眼里，他们携带的小镜子和打火机等是高价值宝物。    但还没等来访者走近小桥，狗已经发现了异常，开始狂吠。所有村民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拿起棍棒或弓箭，叫喊着冲向木栅。射向陌生人的是羽箭，箭镞用骨头或石头磨制，插在木箭杆的很好，用细麻线绑牢。被射中会很痛苦，即使拔出木杆，箭镞也很容易留在体内，被肢解的马鹿就是例子。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穿越者切换了一种模式，这次是下一个千年，距今6000—5000年之间。
   小村落还在原地，只是房屋的布局不再是紧密环绕，而是三五成群，零星分布。村外的壕沟也已经废弃，被生活垃圾填平，人们可以随意进入村落。其他的变化似乎不大。
   来访者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们不再指望和平交易，而是偷偷靠近，然后齐声呐喊，冲进村落——有人还点燃了烟花爆竹。村民被这些奇装异服、掌控着火和雷电的入侵者吓坏了，夺命狂奔而逃。
   于是，这群现代人成了征服者，一切粮储和禽畜都是他们的战利品。但好景不长，大半天后，开始有全副武装的“原始人”成群出现在村外。有上千名手持石斧、石矛或弓箭的成年男女，站在最前方的，是头发上装饰着羽毛的巫师，他正在用咒语高声诅咒入侵者。一名男子显然是首领，戴着一串野猪牙项饰，用红石粉涂抹脸颊，手拿一柄玉质光泽的石斧，几名长老簇拥在他身旁，正在合谋进攻方案。
   结果是，不论死活，入侵者都将被斩首奉献给本地的守护神祗。村落、部落到早期国家
   上面描述的这两种区别，是6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生的变化。
   距今6000年前（仰韶文化前期），村落规模不大，是独立的生活单元，房屋建筑或者中心环绕，或者整齐联排，可能和其他村落贸易、通婚，但固守着本村落的集体自治生活；有自己的防御体系，村落之间时而爆发冲突，坟墓里中箭或被斩首的尸骨是己方战死的勇士，而俘获的敌人则会被处死扔到垃圾坑中，还可能有一些零碎尸骨被抛撒在村落内外。
   比如，宝鸡北首岭77M17，仰韶文化半坡阶段，距今6000年，墓主是一名成年男子，可能在对外械斗中被砍掉了头颅，族人特意用一个造型奇特、有黑色花纹的陶罐代替，以示哀悼。随葬器物比较多，还有骨镞等兵器。
   距今6000年后，村落的集体生活特征逐渐变弱，独立防御体系也逐渐消失，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政治体——十几个村落形成的“部落”。这些部落往往有上千人，有世袭的头人及各村（氏族）长老组成的议事会，还有自己部落的图腾和英雄传说。村落没必要再维持单独的防御体系，倘若受到威胁，整个部落都将集体应战，就像穿越者第二次到访的情景。
   这种由若干个村子组成的部落，面积可能如同今天的一个或几个乡镇。头人居住的村落是中心，会建造一座比较高级的夯土地基的房子，大约100平方米，作为头人和长老议事的场所以及举行集体仪式的会堂。头人的中心村落可能有防御工事，如壕沟、栅栏等。
   比如，秦安大地湾四期F901，距今5000余年，主厅面积131平方米，包括院落在内，则为420平方米。房屋地基使用的是特殊的料礓石三合土，平整光滑，硬度接近现代水泥地面。厅内正中有一座圆形大火塘。F901应当是部落的中心建筑，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家庭生活的遗迹很少，可能并非部落头人的家宅，主要充当头人和长老议事的场所。
   P23－26

《万古江河》

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在这平民的时代，大率受过高中教育以上者，都可能对历史有兴趣。他们关心的事，当为由自身投射于过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来，现在的生活方式何自来。本书在此等处着手，既为了针对读者的求知欲，叙述日常生活及诸种心态观念的来龙去脉，也是为了这些事项本身的演变有其漫长的过程、丰富的内涵，值得史学工作者探讨。 中国文化，本有内华夏、外诸夷的传统。近世以来，民族史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进行，是世界近代史 上的重要现象，近代中国史学不能自外于这一潮流。于是，中国人的历史观承受上述两项因素，每每有中国文化自我中心的盲点，以为中国文化既是独步世界，又是源远流长。中国史学对于中国以外的事物，大多不大注意，甚至于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往往存而不论。本书呈现的中国历史，是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体系—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心论的观点颇为不同。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 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本书为了弥补自我中心观念造成的缺陷，于文化圈的内外关系，特加注意。在这一主题范围，本书不仅注意中国文化放射于其他文化的影响，也将注视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域外文化曾有过的影响。本书目的，除学术兴趣外，也不辞冒天下之不韪，拟对国民自大心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如前所述，今日的世界已渐为一体，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或其他文化的成员，有所交往。过分自大，难免自蔽，于己于人，均非健全正常的心态。为此，本书将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现象，在每章中特有专节讨论。 除了文化交流现象以外，本书也将有专节，比较中国文化及其他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定现象。比较研究，可以有助于了解文化发展中，哪些是历史的共相，哪些是自己的殊相。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所谓知己知彼，没有可作为参考的比较，即不易有真正的自知之明。本书各章都有中外文化比较的专节，其所以选取各历史现象为比较的主题，并不意味该一时代只有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却毋宁是选取一项，当作标本而已。 大致言之，本书于史前部分，并不设定“中原”观念，而于历史时代所谓的“中原”，也常有不同的定义。在空间上，“中原”是移动的，可由秦汉的黄河中游及关中，扩大为中古时代的华北，再移转到近古时代的东南，以至近代的沿海。而且，“中原”作为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观念，也与讨论政治史的内涵不同。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超越政治或地缘定义的“中国”。最堪注意的，则是中国文化于中古以来，俨然是东亚许多地区共同参与的一个文化体系。本书第四章以下，于中国文化系统的讨论，即有不限于中国地区的理解，其中若干中外比较，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之特点，讨论他处史实则是为了陈述时代背景。总之，今世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将融合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史长流，那是个别的记忆；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万古江河，昼夜不止。谨以此书，向千百代的祖先，献上敬礼！ 最后，撰成此书，许多观念得自一生师友与学生的启发，一并致谢，恕不能列举了。撰写过程中，汉声同人，尤其吴美云、汤世铸两位费力最多，甚感。曼丽时加鼓励，本书书名，即是她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