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共和国记忆/沈文娟.祝玉婷

历史是优选的教科书，新中国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近年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研究的逐步深入，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渐渐厘清。
为将这些新成果介绍给广大读者，我们每年选取一个重大事件、重大决策或重大问题，用一个个充满正能量的动人故事和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勾勒出共和国70年史诗般的历史画卷，让读者尤其是年轻的“80后”“90后”“00后”们了解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张神根，历史学博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馆长，研究员。长期从事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参与《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跨世纪的中国》《执政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等重要图书的编写。个人代表作有《世纪的辉煌》《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的中国》等。

1949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关于新中国国名的讨论
国名简称的争论
“人民万岁”
1950年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美军越过“三八线”，不打不行了
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
掌握军事与和谈两个战场的主导权
1951年 实现耕者有其田
战争和土改是考验我们的两个“关”
“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1952年 “决不当李自成”
“抓老虎”、“反五毒”
处决两个，挽救两万个
1953年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的“过桥”之喻
“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
1954年 登上国际舞台
次唱“正规戏”
“求同存异”促成共识
1955年 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
“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
将星耀中华
1956年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
谈话谈出来的《论十大关系》
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
1957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和实践
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考
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1958年 炮击金门与探索两岸和平统一
“金门炮战，意在击美”
“一纲四目”与探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959年 翻身农奴把歌唱
平定武装叛乱
伟大的跨越：民主改革
1960年 勇攀最高峰
“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
中国人次站上地球之巅
1961年 沉重的思考 艰难的调整
“八字方针”的提出
“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 史无前例的“出气会”
从“两干一稀”看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原因
心气顺了，劲头足了
1963年 “向雷锋同志学习”
“伟大的普通一兵”
雷锋精神代代传
1964年 描绘现代化宏图
初绘“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
重申“四个现代化”
1965年 回到祖国怀抱——李宗仁归国
一波三折归根路
“我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
1966年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兰考人民的好书记
去世两年后，焦裕禄的事迹传遍全国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
1967年 坦赞铁路——中非友谊的丰碑
“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亲历者难以忘怀的记忆
1968年 天堑变通途
中国人的“争气桥”
大桥整修，旧貌换新颜
1969年 中苏冰点以下的较量
由边境纠纷引发的军事冲突
冰点下的战斗
珍宝岛的枪声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提供了有利契机
1970年 人类筑路史上的一座丰碑
选线之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971年 重返联合国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中国外交的胜利
1972年 开启中美关系的大门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跟他谈”
“突如其来”会见尼克松
1973年 治理海河
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
共和国历史上优选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行动
1974年 发现兵马俑
农民打井意外发现惊世宝藏
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5年 改革开放的前奏
的一系列指示改变了
“”的走向
领导全面整顿
1976年 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最后的疯狂
惊心动魄的35分钟
1977年 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的声春雷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
知识改变命运
1978年 忽如一夜春风来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 杀出一条血路来——创办经济特区
“杀出一条血路来”
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1980年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
“提倡生一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全面二孩”
1981年 统一思想，继续前进
“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完成
1982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把基层的创造上升为国家制度
1983年 清理“三种人”和全面整党
“对于‘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党的作风和组织的一次全面整顿
1984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次被写入党的决议
“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1985年 百万大裁军
一根指头与一百万
百万大裁军开启中国精兵强军之路
1986年 “863”计划
四院士联名上书与“863”计划的诞生
“863”计划及其实施
1987年 “三步走”发展战略
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再用30年至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1988年 “两个大局”战略构想
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
与“两个大局”战略构想
1989年 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
物价闯关受挫后，中国刮起了一股抢购风
在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
1990年 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树起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1991年 秦山核电站
和平利用核能的典范
自主创新走向辉煌
1992年 “南方谈话”
克服阻力，寻

     1949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铿锵豪迈的湘音震撼神州，传遍世界。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关于新中国国名的讨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新政协筹备会阶段，关于国家名称却有个集思广益、深入探讨的小插曲。
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筹备会工作小组起草的文稿中，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名称。因为，在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次全体会议上，在致辞中说：“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副实的。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并且他还呼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
在很后一天的讨论中，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提出质疑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都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后来，经过讨论和表决，很终确定新中国的国名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确定，在国体和政权基础上体现得“鲜明、准确、完备”，凝聚了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位代表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极其负责的精神和审慎的态度。
国名简称的争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确定之后，还有一个关于国名的简称问题，需要仔细斟酌。原来，在起草《共同纲领》草案时，有代表提议，考虑到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了一个“中华民国”的简称。很初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也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这一内容。后来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这一简称仍然保留。
对于使用简称的问题，解释说，中华民国叫了38年了，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准很低的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与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
然而，“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还是在政协代表中引起很大争议。1949年9月21日，政协届全体会议开幕后，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等代表即递交一份提案，提议取消中华民国的简称。政协会议主席团对是否取消国名简称采取了审慎态度。9月26日，由和联名在六国饭店宴请二三十位年逾七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开宗明义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作“就教长者”，今天就是就国号简称问题专门听取各位长者的意见。
点题之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个发言。他说，由于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反感。留个简称，是很好必要的。他还说，待政协会议三年后换届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清朝进士周致祥表示不同意，他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没有什么好感的名称。
这时，年逾八旬的海外爱国华侨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少见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是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持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话使在座者感同身受，报以热烈的掌声。人口学家马寅初教授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还补充说，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接着，张澜、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等发言，均赞成司徒美堂的意见。陈嘉庚还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少见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会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综合后送主席团常委会参考。后来，在政协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文件中，都去掉了“中华民国”这个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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