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伟大历程，其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交流、互鉴构成了辉煌的华章。    本书在内容上多有创新，主要体现在：    1.框架新：打破既往以朝代为主线的叙述框架，将中西关系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在每一阶段内，分别就海陆交通、对外关系、商贸互动、文化交流、异域宗教等进行历时性考察；    2. 视角新：突破“文化”的狭隘定义，努力从物质、精神、制度、行为等多个层面展示中国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复杂历史进程，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揭示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理解与误读的文化意蕴与“规律”，完整地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历史轨迹和丰富面向。    3.材料新：充分利用靠前外出土的实物、图像等资料以及考古发掘报告；在具体内容安排上，则对近代早期即16—18世纪的中国文化西传着墨颇多，以期展现两种生长于不同空间环境、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明之间的接触与碰撞。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清晰界定了不同时期“西”的意涵，并依据各个时期中西关系的特征将自先秦至1800年前后数千年的中西文化关系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上卷主要讲述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关系（1500年以前），下卷则是大航海以后即晚明和盛清时期（1500—1800），全面拓展了近代以前陆海“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蕴。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打破了既往以历代王朝为主线的叙述框架，将中西关系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在每一阶段内，分别就海陆交通、对外关系、商贸互动、文化交流、异域宗教等进行历时性考察；努力从物质、精神、制度、行为等多个层面展示中国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复杂历史过程，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揭示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理解与误读的文化意蕴与“规律”，完整地呈现出中西方文化交往和对话的历史轨迹和丰富面向。

    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在德国执教多年。著有《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德国的汉学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唐代家庭与社会》《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等著作。

上卷编西域南海与胡天汉月章中国与西方： 传说与史实一、 中国与西方二、 先秦中国对西方的传说三、 古希腊关于东方的传说第二章中西陆上交通【上】： 发展与鼎盛一、 北方陆路通道的萌芽二、 “丝绸之路”的由来及其开拓三、 隋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的繁荣四、 丝路、贸易与文化传播第三章中西陆上交通【下】： 阻隔与衰落一、 两宋时期的西北陆路交通二、 “蒙古时代”的中西陆路交通三、 明朝的西北陆路交通第四章汉唐对外关系： 西域的拓展一、 中国与中亚的往来二、 中国与西亚的往来三、 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四、 中国与罗马的往来第五章海上交通的兴衰一、 航海条件的逐渐发展二、 中西航线的开辟与经营第六章海上交通的兴衰【下】： 政策与影响一、 宋元时期政府态度对发展海上交通的影响二、 郑和下西洋与海上交通的逆转三、 航海与地理知识第二编商贸互动与文化交流第七章中国文化外传【上】： 丝绸与瓷器一、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丝绸二、 香瓷之路上的中国陶瓷上卷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从张骞到郑和（1500年以前）目录第八章中国文化外传【下】： 科技与文化一、  纸张与造纸术二、 印刷术三、 火药与火器四、 指南针与罗盘的西传五、 灌溉与凿井技术及其他六、 中原制度与思想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七、 生活习惯与艺术风格第九章胡风东被【上】： 物产与技术一、 生物物种二、 手工业产品三、 科学技术第十章胡风东被【下】： 伎乐与习俗一、 装饰艺术二、 音乐艺术三、 舞蹈艺术四、 习俗和娱乐第三编异域宗教与文明碰撞第十一章西域佛教思想东传与合流一、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二、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第十二章西域佛教艺术及其中国化一、 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的东传及其影响二、 佛教绘画艺术的东传及其影响三、 佛教建筑艺术的东传及其影响四、 佛教乐舞艺术的东传及其影响第十三章异域诸宗教【一】： 琐罗亚斯德教与祆教一、 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二、 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与粟特祆教三、 粟特祆教在中国的传播四、 入华粟特人的生活及其社会影响第十四章异域诸宗教【二】： 景教与天主教一、 景教会的由来和异端身份问题二、 景教在唐代中国三、 元代的也里可温及波斯教会的后期发展四、 罗马天主教与元代中国第十五章异域诸宗教【三】： 摩尼教一、 诺斯替教与摩尼教二、 摩尼与摩尼教三、 摩尼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四、 宋代摩尼教的中国化五、 摩尼教的后期衍变第十六章异域诸宗教【四】：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一、 犹太人与中国社会二、 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下卷第四编自西徂东与天朝应对第十七章地理大发现与欧洲的扩张一、 欧洲开辟新世界的动力二、 葡、西两国的海上帝国三、 西北欧国家的远东角逐第十八章明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一、 明清王朝的对外政策二、 晚明前清的中欧贸易格局第十九章明清政府与欧洲国家的官方接触一、 葡萄牙使团二、 荷兰的努力三、 福建官府与西班牙马尼拉总督的接触四、 与俄国谈判五、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第二十章天主教传教士立足中国一、 耶稣会士中国传教区二、 其他天主教团体在中国的活动三、 中国传教区的权力之争第五编传教策略与西学东渐第二十一章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策略一、 耶稣会适应原则在亚洲的发展二、 在华传教政策的确立过程三、 利玛窦适应政策的效果四、 适应政策评价第二十二章士人社会对天主教的总体认识一、 晚明士人对天儒关系的主流派认识二、 士人对耶佛关系的认识三、 明末国体安危忧虑中的反天主教思想四、 清初历狱折射的排外思想第二十三章明清中国人对欧洲的基本认识一、 佛郎机二、 红毛番三、 大西洋四、 华夷之别与人群划分第二十四章欧洲科学对中国的影响一、 明清时期西方科技东传的基本特点二、 耶稣会士提供的天文服务三、 《崇祯历书》与引进西方天文学理论四、 历算需要与西方算学的兴盛五、 天文仪器制造六、 舆地测绘技术七、 火炮制造八、 钟表与其他机械下卷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1500年—1800年）目录第二十五章欧洲艺术东传一、 西洋绘画二、 西洋音乐三、 西洋建筑第六编礼仪之争与郢书燕说第二十六章中国礼仪之争及其文化意义一、 利玛窦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二、 耶稣会士关于利玛窦方法的争议三、 中国礼仪之争的产生四、 罗马教廷与康熙皇帝的往来第二十七章传到欧洲的中国知识一、 16世纪、17世纪游记文献里的中国二、 17—18世纪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作品三、 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游记文献第二十八章中国形象与启蒙时代一、 耶稣会士的古代中国形象与教会权威的衰落二、 确认中国位置的难题三、 中国制度与欧洲的社会理想第二十九章中国商品与欧洲人的新生活一、 茶叶与英国茶会二、 丝绸与欧洲丝织业的轮替三、 瓷器与制瓷的秘密四、 集中西合璧之大成的外销瓷第三十章“中国趣味”与欧洲人的艺术想象一、 巴洛克、洛可可与“中国趣味”二、 中国式园林三、 其他领域的洛可可式“中国趣味”四、 “中国趣味”的沉寂主要参考书目索引后记

    章  中国与西方： 传说与史实一、 中国与西方1. 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历目前，中国文化与许多文化都发生过关系，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中西文化关系的历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西”的意涵有所揭示。什么是“西”？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西”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西”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周穆王西巡、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蒋梦麟的《西潮》、西学东渐，其中的“西”，都是一个很好宽泛的地理文化概念。中国人对“西”的认识是渐进式的。很早的西域仅指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地区，后来逐渐包括了南亚次大陆、西亚的波斯、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以及西南亚的阿拉伯，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接触到欧洲人，知其所处地域比历目前所接触之地更靠西，则“西”的概念又扩展为欧西，并呼以“泰西”“远西”，以示与早年之“西”的区别。中国古代史书上的“西海”可能是指波斯湾，也可能指黑海或地中海。明前期的“西洋”大体指今南海和印度洋地区，拥有代表性的表述为万历年间张燮《东西洋考》所言： “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晚明盛清时期，“西洋”已特指欧洲，各类欧洲事物都被冠以“西洋”之名，这样的概念延续到近代。总之，我们讨论的“西方”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而变化，在明中叶以前大致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历目前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大航海之前人类重要的文明区域，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印度教与佛教）文化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圈，都属于“西”的范围；人类很重要的具有源头性的四大文明中，其他三个文明区域都在中国的西边。在历目前，欧洲文明与西亚、北非及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首先是语言学的联系，共同的印欧语系把相隔遥远的印度同英伦三岛、莱茵河畔连接为一体；其次是宗教的联系，希腊宗教、印度教、波斯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思维共性或历史联系，为东西方学术界所共同认知；而与此相关的西亚大陆及地中海周边地区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知识，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此外，还有战争的纠葛： 从波希战争、希腊化时代，到十字军东征等等，造就欧洲文化的综合性。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马其顿（Macedonia）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的远征曾使西亚和北非经历过长期的希腊化时代，虽然这些地区的居民早有自己的发达文化，希腊文化不能真正取代当地文化，但彼此都留下了很多的融合痕迹。罗马帝国的文化不仅继承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遗产，而且也结合了西亚地区的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就带有强烈的西亚文化精神，以至在许多方面湮没了希腊文化的传统。罗马帝国通过武力征服向欧洲各地传播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文化，在公元1000年前后被及今天的整个欧洲，以至公元600—1100年间，欧洲的古典传统黯然失色。欧洲的中世纪其实是近东文化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混合物。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才使希腊文化在欧洲重新显现，然而又是以阿拉伯文化为中介来重新显现。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中，西亚特色和希腊化时代的特色更为明显。与以上所有这些文化相关的事物，在中国人眼里都属于“西”。由此看来，“西”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中国人历来喜欢与“西”争夺文明的发明权和首创权，佛教传入之时就闹过“老子化胡”的笑话；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之后，又有“西学中源”的奇怪说法。当然，欧洲人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彩陶文明西来说、中国文字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之类的论调也不绝于耳。即使到了近代，文明的发明权之争已经逐渐平息，中国人仍要以体用关系来调解“中”“西”的各自定位（西体中用、洋为中用）。但是，中国人几乎从来不与“东”发生类似的纠葛。因为在东亚世界里，中国文化长期居于输出性性地位。说到这里，难免又涉及中国人的天下观问题。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唯我独尊，古人普遍认为中华帝国才是人类专享的文明，或者说专享高等的文明；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目空一切、排斥一切的文化。这种看法比较片面。因为它无视了中国人心目中“西”的概念。论及中国古代的世界观问题有一些重要概念需要搞清楚。比如“四裔”“天下”与“绝域”。中国古代对人类居住的“天下”（世界）的认识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个层次是仅指“中华”，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处的“天下”实为“中华”。第二个层次是包括中华和四裔（夷狄），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这个“天下”的秩序通过朝贡来维系，其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日的东亚世界。第三个层次是包括了“绝域”，绝域一般指遥远的西方世界，不包括东亚各国各地区。尽管中国人主要在和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天下”的概念，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绝域）的朦胧认识当然，中国古人对于四裔与绝域的区分不可能像今天的国界一样决然分明，实际上会随国势的强弱和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是，这样两个概念毋庸置疑是不同的。唐朝强盛时为了规范派出使节问题，有“绝域”与“入蕃”（或八蕃）的区别。其中“蕃”除了东亚诸地区外还包括了波斯，波斯“以外为绝域”。析而言之，“天下”是指天子所统治的区域，并非一个客观的关于“世界”大小的观念。汉代以来，中国人对世界地理范围的认知不断扩大，“天下”的范围也有所调整，但调整的依据并非地理知识，而是天子的影响力。西汉已发展出关于“世界”的三重范畴。层是汉朝的郡县；第二层是汉朝以农业地带为主的周边，其中的国家是其藩属，汉朝皇帝藉由朝贡与册封体制与之联结。层与第二层即是中国人所认识的天下。第三层可谓天下之外，是一个异域、绝域，也是一个人的理性所无法认知的世界，因此天子可以不需要支配这个区域。简而言之，“天下”是由中国以及与中国有朝贡、册封关系的域外国家所建构的政治系统。那么“化外”是什么呢？古代中国的理想政治形态可以归结为一个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的同心圆。“化内”是很内圈，即皇帝直辖的郡县区域，其人民被称为“华（人）”“汉（人）”。此层之外的区域统统是“化外”，人民即为化外之人，也被称为“夷（人）”“蕃人”。但化外之地又可以分为二层，内层是中国的藩属国，亦即是“天下”之内的化外之地，此区域虽属蛮夷之地，但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其君长向中国天子朝贡并接受册封，其人民也因之得以进入文明世界。化外之地的外层则在“天下”之外，是绝域、异域，是天子教化所不及之地。涉及领土归属权问题，则包括化内之地与化外内层在内的“天下”皆是天子领土。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都是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兵戎相见的冲突。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乃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文化上的认同是界定国家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之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对于西方人的朝贡，中国皇帝从来不刻意追求，即不在乎西方国家是否入贡朝觐。1500—1800年间，西方国家企图要以自己的方式挤进这个东亚秩序之内，却一再遭到拒绝，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西洋国家过于遥远，鞭长莫及。但是，这并不妨碍康熙皇帝基本上以平等的心态与罗马教廷进行外交往来。到鸦片战争期间，西方求助于坚船利炮轰塌了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章中国与西方： 传说与史实一、 中国与西方1. 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历目前，中国文化与许多文化都发生过关系，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中西文化关系的历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西”的意涵有所揭示。什么是“西”？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西”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西”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周穆王西巡、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蒋梦麟的《西潮》、西学东渐，其中的“西”，都是一个很好宽泛的地理文化概念。中国人对“西”的认识是渐进式的。很早的西域仅指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地区，后来逐渐包括了南亚次大陆、西亚的波斯、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以及西南亚的阿拉伯，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接触到欧洲人，知其所处地域比历目前所接触之地更靠西，则“西”的概念又扩展为欧西，并呼以“泰西”“远西”，以示与早年之“西”的区别。中国古代史书上的“西海”可能是指波斯湾，也可能指黑海或地中海。明前期的“西洋”大体指今南海和印度洋地区，拥有代表性的表述为万历年间张燮《东西洋考》所言： “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晚明盛清时期，“西洋”已特指欧洲，各类欧洲事物都被冠以“西洋”之名，这样的概念延续到近代。总之，我们讨论的“西方”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而变化，在明中叶以前大致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历目前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大航海之前人类重要的文明区域，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印度教与佛教）文化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圈，都属于“西”的范围；人类很重要的具有源头性的四大文明中，其他三个文明区域都在中国的西边。在历目前，欧洲文明与西亚、北非及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首先是语言学的联系，共同的印欧语系把相隔遥远的印度同英伦三岛、莱茵河畔连接为一体；其次是宗教的联系，希腊宗教、印度教、波斯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思维共性或历史联系，为东西方学术界所共同认知；而与此相关的西亚大陆及地中海周边地区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知识，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此外，还有战争的纠葛： 从波希战争、希腊化时代，到十字军东征等等，造就欧洲文化的综合性。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马其顿（Macedonia）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的远征曾使西亚和北非经历过长期的希腊化时代，虽然这些地区的居民早有自己的发达文化，希腊文化不能真正取代当地文化，但彼此都留下了很多的融合痕迹。罗马帝国的文化不仅继承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遗产，而且也结合了西亚地区的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就带有强烈的西亚文化精神，以至在许多方面湮没了希腊文化的传统。罗马帝国通过武力征服向欧洲各地传播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文化，在公元1000年前后被及今天的整个欧洲，以至公元600—1100年间，欧洲的古典传统黯然失色。欧洲的中世纪其实是近东文化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混合物。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才使希腊文化在欧洲重新显现，然而又是以阿拉伯文化为中介来重新显现。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中，西亚特色和希腊化时代的特色更为明显。与以上所有这些文化相关的事物，在中国人眼里都属于“西”。由此看来，“西”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中国人历来喜欢与“西”争夺文明的发明权和首创权，佛教传入之时就闹过“老子化胡”的笑话；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之后，又有“西学中源”的奇怪说法。当然，欧洲人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彩陶文明西来说、中国文字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之类的论调也不绝于耳。即使到了近代，文明的发明权之争已经逐渐平息，中国人仍要以体用关系来调解“中”“西”的各自定位（西体中用、洋为中用）。但是，中国人几乎从来不与“东”发生类似的纠葛。因为在东亚世界里，中国文化长期居于输出性性地位。说到这里，难免又涉及中国人的天下观问题。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唯我独尊，古人普遍认为中华帝国才是人类专享的文明，或者说专享高等的文明；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目空一切、排斥一切的文化。这种看法比较片面。因为它无视了中国人心目中“西”的概念。论及中国古代的世界观问题有一些重要概念需要搞清楚。比如“四裔”“天下”与“绝域”。中国古代对人类居住的“天下”（世界）的认识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个层次是仅指“中华”，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处的“天下”实为“中华”。第二个层次是包括中华和四裔（夷狄），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这个“天下”的秩序通过朝贡来维系，其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日的东亚世界。第三个层次是包括了“绝域”，绝域一般指遥远的西方世界，不包括东亚各国各地区。尽管中国人主要在和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天下”的概念，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绝域）的朦胧认识当然，中国古人对于四裔与绝域的区分不可能像今天的国界一样决然分明，实际上会随国势的强弱和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是，这样两个概念毋庸置疑是不同的。唐朝强盛时为了规范派出使节问题，有“绝域”与“入蕃”（或八蕃）的区别。其中“蕃”除了东亚诸地区外还包括了波斯，波斯“以外为绝域”。析而言之，“天下”是指天子所统治的区域，并非一个客观的关于“世界”大小的观念。汉代以来，中国人对世界地理范围的认知不断扩大，“天下”的范围也有所调整，但调整的依据并非地理知识，而是天子的影响力。西汉已发展出关于“世界”的三重范畴。层是汉朝的郡县；第二层是汉朝以农业地带为主的周边，其中的国家是其藩属，汉朝皇帝藉由朝贡与册封体制与之联结。层与第二层即是中国人所认识的天下。第三层可谓天下之外，是一个异域、绝域，也是一个人的理性所无法认知的世界，因此天子可以不需要支配这个区域。简而言之，“天下”是由中国以及与中国有朝贡、册封关系的域外国家所建构的政治系统。那么“化外”是什么呢？古代中国的理想政治形态可以归结为一个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的同心圆。“化内”是很内圈，即皇帝直辖的郡县区域，其人民被称为“华（人）”“汉（人）”。此层之外的区域统统是“化外”，人民即为化外之人，也被称为“夷（人）”“蕃人”。但化外之地又可以分为二层，内层是中国的藩属国，亦即是“天下”之内的化外之地，此区域虽属蛮夷之地，但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其君长向中国天子朝贡并接受册封，其人民也因之得以进入文明世界。化外之地的外层则在“天下”之外，是绝域、异域，是天子教化所不及之地。涉及领土归属权问题，则包括化内之地与化外内层在内的“天下”皆是天子领土。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都是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兵戎相见的冲突。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乃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文化上的认同是界定国家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之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对于西方人的朝贡，中国皇帝从来不刻意追求，即不在乎西方国家是否入贡朝觐。1500—1800年间，西方国家企图要以自己的方式挤进这个东亚秩序之内，却一再遭到拒绝，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西洋国家过于遥远，鞭长莫及。但是，这并不妨碍康熙皇帝基本上以平等的心态与罗马教廷进行外交往来。到鸦片战争期间，西方求助于坚船利炮轰塌了中国人的世界秩序。

序一                                      卜松山（Karl-Heinz Pohl）中华与西方之间的交流史源远流长，而不是自鸦片战争才拉开序幕。溯其源头，则比被西方视作中西交流之发端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之行更为悠远。经常被人们所遗忘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接触率先发轫于中华大地：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受命出使西域，13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6年，方才回归故土。张骞向皇帝禀明，在西面存在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值得华夏与之交往。而他于公元前119年的第二次出使则大获成功，促成了波斯与华夏之间的商贸联系。不止于此，东汉将军班超于公元97年到达里海（das Kaspische Meer），与帕提亚王国（Reich der Parther）产生了正面的军事交锋。班超甚至曾向罗马遣使，遗憾的是未能如愿。此后，法显、玄奘以及郑和等人纷纷步前人之后尘而西行。书写这一历史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它要求对史实的全面掌握，而且是对中、欧两种文明史的贯通。所幸，声名卓著的中国史学家、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潜心著述，力求在两卷本的巨著当中钩沉这段共同的历史。张国刚教授起初是以唐史研究而闻名，然而，长期以来，众所周知，他也致力于中华与欧洲之间的交流史。他在中西交流领域已然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述，包括《中西文明的碰撞》（1996）、《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2001）、《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2003）、《中西文化交流史》（2006）、《中国史话·交通与交流系列·中西交流史话》（2012）等。有鉴于此，读者可以将面前的这部著作视为一位学者长期研究的结晶。它涵盖了中华与位于其西面所有地区所产生交流活动的各个领域。该书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华夏的传说，虽然双方在当时并无直接联系。除了“丝绸之路”——当时尚无此名——上的商贸以外，令人瞩目的文化与宗教交流也游走于中西之间。其中不仅有佛教、伊斯兰教，还包括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犹太教等。所有这些内容在卷（1500年以前）中都有所涉猎。第二卷（1500——1800年）的重点人物是来华的欧洲人：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等，直至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耶稣会的传教史则是中西交流当中特别引人入胜的一章。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始于利玛窦，一度前途光明，却止于礼仪之争，又如此令人扼腕。在第二卷当中，张国刚教授详述了这次错失的良机。本书的第二卷截至英格兰使者马戛尔尼进宫谒见乾隆皇帝。此后的历史——两种文化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所产生的冲突（即自鸦片战争以降）——则是两者关系当中完全不同以往且极其阴暗的一幕。或许，会有与之相关的第三卷同样出自张国刚教授笔下。张国刚教授之所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专家，也许是得益于他曾经作为客座教授在德国任教多年。具体而言，他大致从1991年至1994年在我所任职的特里尔大学（卡尔·马克思故乡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此期间，他作为教师非常的成功，深受学生们爱戴。我们曾经共同开设研讨班，还一起邀请过多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从中国来特里尔访问。这是一段充满活力的交流时期，我本人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在此，我心怀感激地回顾这段共同的岁月。如今，我非常高兴地见到张国刚教授将他广博的研究与教学成果汇总在这部巨著当中。以他的学术成就，获得“长江学者”之荣誉乃实至名归。他作为学者与教师的敬业态度以及相应的成就，令人想起孔子曾言：默而识之，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在此，我祝愿张国刚教授的学术生命之树长青，其杰作获得读者们的青睐。2019年7月23日，特里尔序一                                      卜松山（Karl-Heinz Pohl）中华与西方之间的交流史源远流长，而不是自鸦片战争才拉开序幕。溯其源头，则比被西方视作中西交流之发端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之行更为悠远。经常被人们所遗忘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接触率先发轫于中华大地：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受命出使西域，13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6年，方才回归故土。张骞向皇帝禀明，在西面存在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值得华夏与之交往。而他于公元前119年的第二次出使则大获成功，促成了波斯与华夏之间的商贸联系。不止于此，东汉将军班超于公元97年到达里海（das Kaspische Meer），与帕提亚王国（Reich der Parther）产生了正面的军事交锋。班超甚至曾向罗马遣使，遗憾的是未能如愿。此后，法显、玄奘以及郑和等人纷纷步前人之后尘而西行。书写这一历史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它要求对史实的全面掌握，而且是对中、欧两种文明史的贯通。所幸，声名卓著的中国史学家、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潜心著述，力求在两卷本的巨著当中钩沉这段共同的历史。张国刚教授起初是以唐史研究而闻名，然而，长期以来，众所周知，他也致力于中华与欧洲之间的交流史。他在中西交流领域已然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述，包括《中西文明的碰撞》（1996）、《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2001）、《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2003）、《中西文化交流史》（2006）、《中国史话·交通与交流系列·中西交流史话》（2012）等。有鉴于此，读者可以将面前的这部著作视为一位学者长期研究的结晶。它涵盖了中华与位于其西面所有地区所产生交流活动的各个领域。该书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华夏的传说，虽然双方在当时并无直接联系。除了“丝绸之路”——当时尚无此名——上的商贸以外，令人瞩目的文化与宗教交流也游走于中西之间。其中不仅有佛教、伊斯兰教，还包括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犹太教等。所有这些内容在卷（1500年以前）中都有所涉猎。第二卷（1500——1800年）的重点人物是来华的欧洲人：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等，直至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耶稣会的传教史则是中西交流当中特别引人入胜的一章。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始于利玛窦，一度前途光明，却止于礼仪之争，又如此令人扼腕。在第二卷当中，张国刚教授详述了这次错失的良机。本书的第二卷截至英格兰使者马戛尔尼进宫谒见乾隆皇帝。此后的历史——两种文化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所产生的冲突（即自鸦片战争以降）——则是两者关系当中完全不同以往且极其阴暗的一幕。或许，会有与之相关的第三卷同样出自张国刚教授笔下。张国刚教授之所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专家，也许是得益于他曾经作为客座教授在德国任教多年。具体而言，他大致从1991年至1994年在我所任职的特里尔大学（卡尔·马克思故乡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此期间，他作为教师非常的成功，深受学生们爱戴。我们曾经共同开设研讨班，还一起邀请过多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从中国来特里尔访问。这是一段充满活力的交流时期，我本人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在此，我心怀感激地回顾这段共同的岁月。如今，我非常高兴地见到张国刚教授将他广博的研究与教学成果汇总在这部巨著当中。以他的学术成就，获得“长江学者”之荣誉乃实至名归。他作为学者与教师的敬业态度以及相应的成就，令人想起孔子曾言：默而识之，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在此，我祝愿张国刚教授的学术生命之树长青，其杰作获得读者们的青睐。2019年7月23日，特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