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而强大的大陆:欧洲的未来何在?

    一本有助于读者了解欧盟的困境和可能的未来的书。

    经济复苏乏力，政治格局瞬息万变，社会模式难以为继，难民汹涌而至，能源依赖日益严重，优选变暖迫在眉睫……过去强大的欧洲如今仿佛处于暴风雨的前夜，宁静却暗潮涌动。如何才能扭转现在的局面？欧洲的未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欧盟的未来何在？    围绕着“欧盟何去何从”的问题，作者考察了六大主题：一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欧盟"，阐述欧盟目前面临的主要考验和未来展望；二是"紧缩及其后"，主要分析2008年优选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欧洲的应对；三是"社会模式"，主要讨论欧洲经典社会保障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社会保障模式的应然选择；四是"世界主义要务"，主要描绘欧洲所面临的各种分裂趋势，说明世界主义在整合欧洲中的重要性；五是"气候变化与能源"，主要考察当今世界的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问题以及欧盟在应对这些问题时的角色和采取的举措；六是"寻求关联性"，说明冷战后欧洲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变化和策略调整的重要性。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世界有名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    译者 陈志杰，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出版《文化与公民身份》《社会工作教育与培训》等译著6部。    郭忠华，博士，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出版了《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解放政治的反思与未来——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研究》等多部著作。

引言 章  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欧盟 已取得多大的进展 并非的问题 民粹主义的兴起 自下而上 英国与欧洲 第二章  紧缩及其后 紧缩的影响 堵住堤坝漏洞的手指 增长战略 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来临 数字化生产 把工作岗位带回来？ 把资金带回来 第三章  取消社会模式？ 黄金时代，抑或不是？ 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型国家 危机的后果 财富、贫困与不平等 削减开支与利益改革是否兼容？ 未来的冲击 老龄化与年轻化第四章  世界主义要务 全球化与移民 非传统的传统 焦虑时刻 多元文化主义是什么？ 移民与团结 跨文化主义 “欧洲”价值观？第五章  气候变化与能源 碳排放交易体系 联合国进程 一个 “非典型环保主义者”的告白 能源的三难困境 过渡时期的技术 能源投资与经济复苏 第六章  寻求关联性 权力及其弱点 冷战及其后 欧盟与俄罗斯 欧洲安全，抑或安全缺失 不错代表与世界其他地区 结论 索引

    英国与欧洲      丘吉尔在苏黎世的演讲已说得很清楚：英国不会成为他所构想的欧洲合众国的组成部分。正如他在另一次演讲中所提到的， “我们与欧洲站在一起，但不附属于它……如果英国必须在欧洲与大海之间作出选择，她总是会选择大海”。自欧洲计划出现以来，许多人与丘吉尔一样把英国看作一个超然独处的国家。工党政府拒绝参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大会。欧洲煤钢共同体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并于其后成立了欧盟。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英国政府在保守党人爱德华·希斯的带领下于1973年加入了欧共体。       差不多就在加入欧共体那天的四十年后，首相戴维·卡梅伦就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发表演讲，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动机。他承认英国 “有着岛国的天性”，容不下任何对其主权的威胁。不过，与此同时，英国是一个 “向外探索，面向世界”的国家。在英国人眼里，欧盟的主要基础 “是单一市场而非单一货币”。欧盟成员国有责任 “为欧洲各民族靠前的紧密联盟奠定基础”。他说，英国尊重其他国家追求这一目标的愿望，但对于英国， “也许还有其他国家”而言，可能还有其他目标。卡梅伦承认，此时此刻欧元区能做的唯有走自己的路，实现 “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但英国 “永远不会接受那个目标”或者加入欧元区。英国愿意与其他欧盟国家通过协商的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想要走一条与大多数，甚至与所有其他欧盟国家都不同的道路。在某个特定的时点将举行全民公投，让人民有机会自己做决定。       整个欧洲对此作出的回应表明，卡梅伦对欧盟未来的构想，即把单一市场设定为其典型特征，并不为其他欧盟成员国所认可。甚至那些一般看来与英国走得很近的国家，如丹麦和瑞典，其领导人对于英国首相的演讲都只是缄默不语。其他成员国可能并不会像英国那样，用卡梅伦的话来说，把欧盟视为 “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而 “不是目的本身”。卡梅伦发表此次演讲主要是为了压制或安抚托利党(保守党)内部的疑欧派，但从这一方面来看并没有成功。       当前的状况使所有人都进退两难。一旦英国决定否决推动欧元区改革所需的变革，它将面临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激烈反应。然而，倘若其优选的成员国之一决定抽身离去，欧盟就会被削弱。当然，这种事也许不会真的发生，可以作出某种补救。英国可能声称，其他国家的要价太高；其他欧盟国家则会坚守底线，抵制英国的要求。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方似乎都不可能成为优选的赢家。尽管英国远远地偏离了欧盟为求生存而确定的发展方向，但它依然是欧盟的一个棘手和挑剔的伙伴，也是欧盟的一分子。       英国似乎一度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一大群 “编外国”——欧元区外的成员国——的。这一种状况尚未成为现实。与欧元区 “编内国”相比，“编外国”实际上没有那么统一。它们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别。大多数为“准编内国”。换言之， 它们是被迫按照既定的路线走，准备采用欧元，且大多打算履行义务。在欧元区内走发展之路，相应地调整其政策，尽可能全面参与相关会议并签署协议，这些都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另外，还有两个国家处于更加举棋不定的状况，即前面所提到的丹麦和瑞典。与英国一样，丹麦选择不加入欧元区。然而，其货币却与欧元挂钩。丹麦因此是个 “有着本国货币的、事实上的欧元国家”。该国已经签署了 《财政协定》。瑞典与此又不同，它安然无事地度过了经济危机，当时没心情去仔细考虑欧元区成员国身份的事情。不过，它没有确定不加入。英国政府独自宣布：英国永远不会加入欧元区；必须根据英国的利益进行调整，制定新政策；要在特定时间就欧盟成员国身份进行全民公投。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如何是好呢？我认同英国在某个时点就进/退问题进行公投的做法，这将会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所作出的很重要决定。但在此之前必须有公开全面的辩论，论辩双方进行广泛、理性的交流，说清楚各自的观点。然而在实施前对此设置特定的时限，从英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卡梅伦先生所做的肯定是错误的。有可能出现的很糟糕情况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因为靠前党派纷争而动不动就进行全民公投。我在这里不想详细探讨双方的论辩。无论如何，这主要取决于欧元的未来和欧盟今后的发展状况。假若可以建成一个新欧洲，我相信，英国如果身处其中而非置身事外，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将会获得更好的发展。然而，就此事进行广泛的辩论，本身就是一件很好有价值的事情。但英国人必须弄清楚，至关重要的不仅是欧盟成员国身份，而且包括英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换言之，一旦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将不得不铸就新的、前瞻性的身份。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现有的国家实体无法在欧盟之外很好地生存下去，尽管从整个世界的意义上来说，它们比从前缩小了很多。与挪威和瑞士进行对比，毫无意义。如果真要进行对比的话，更好的参照对象可能是加拿大。加拿大虽然是一个繁荣的国度，但处于比它远为强大的邻居的阴影之下。到目前为止，它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内部分裂，但其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尽管其平均生活水平只是比美国略低。在靠前舞台上，加拿大有着重要的外交地位，在优选许多领域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它现在是北约成员国，也是英联邦成员。对于一些人而言，英联邦是英国离开欧盟之后所要依靠的主要组织机构。英国可能希望发挥比加拿大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它的人口要比加拿大的多，也因为它在世界历目前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比如它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然而，离开欧盟以后，国家的真正重建必须抛开这些历史包袱。从它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看，脱欧无疑将置这个国家于极大的压力之下，也可能使英国丧失那些愿意支持它继续前行的盟友。苏格兰几乎肯定会寻求再次进行脱英的公投，且这一次很有可能成功。       跨大西洋的联系可能会减少，尽管不会消失。美国将有必要与欧盟就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进行直接协商。如果美国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拓展合作关系，那么独立其外的英国将不得不自己去商谈那些特别的条款，而这一过程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如果英国脱离欧洲，伦敦金融城就没办法保持其原有的影响力，但从经济平衡的角度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       英国将不得不按照大多数欧洲怀疑论者所提议的那样去做，尽管他们往往只是含糊不清地提出要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但要这样做的话，它就必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与现在的情况相比，变得不再那么保守、那么迷恋传统。它必须持一种更具世界性的、更加外向的态度。无论从统计数据还是从其对英国的经济价值来看，移民问题不是没那么重要，而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一展望并非没有诱人之处，它建立在当代现实状况的基础之上。在那些鼓吹退出欧盟的人当中，至少有些人心目中对英国的未来怀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大多数欧洲怀疑论者心中想象的却与此接近不同。他们想象的未来图景是，英国以某种方式基本维持其现有影响力，甚至是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出于对失落的帝国的怀恋，而非受目前现实情况的驱动。他们有责任解释清楚，一个与欧盟直接一刀两断的国家——如果向美国靠拢则会麻烦不断——如何才能依然具有某种大国风范。       走出危机之后的欧盟会是怎样的状况？这暂时还不清楚。对于英国来说，等待某种合理且一劳永逸的办法出现是专享明智的做法。毕竟，欧盟范围内的全民公投总归会在以后的某个时间举行。英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盟，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未来作出决定。无论如何，英国必须在适当的时候理顺与其他欧盟国家的紧张关系。

中译者序言……       欧盟的改革尽管是塑造欧洲“命运共同体”的重中之重，但除此之外，其他各维度上的调整和改革也不可忽视。为此，吉登斯在一系列政策层面为欧洲的发展建言献策，它们构成了本书章之后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在：，在严厉紧缩之后的政策取向上，创新适应时代需要的经济增长思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部分欧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打击，迫使它们采取了极为严厉的紧缩政策。紧缩政策的实施尽管节约了政府开支，但社会开始走向动荡，经济增长和繁荣则遥遥无期。应当如何重归增长和繁荣之路？时势已无法再酝酿出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当前需要的是创新性思维。主要包括：对银行资本进行正确重组、妥善控制主权债务风险、抵制金融投机和过度投资贷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地区经济增长均衡化、回归增长与低碳经济携手同行、尽可能增加工作岗位、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刺激增长等。       第二，在福利国家改革的问题上，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福利国家”曾经是欧洲的品牌和骄傲，它被看作市场失灵的矫正力量、社会安全的国家保障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标志。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却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使人们形成依赖的心理，使资本变得依赖国家干预而非市场调节。如·奥菲(Claus Offe)所言，“尽管福利国家的设计旨在‘治愈’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的各种‘病症’，但疾病的性质也迫使病人不能再使用这种‘疗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夺走了许多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不证自明的福利，剥夺感、失望感和社会抗争开始笼罩在欧洲上空，与之相随的则是国家合法性的下降和社会动荡。如何重塑欧洲社会模式？吉登斯对欧洲社会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法国的社会政策比其他地区更加完善。从它们的经验出发，他认为，福利国家重建的关键在于福利理念和福利制度的转型，即实现从“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的转变。社会投资型国家将把以前的“消极福利”转变成“积极福利”，即从事后通过福利来收拾资本主义的烂摊子转向事前预防烂摊子出现。比如，在时间取向上，社会投资型国家更多关注的是“未来”而不是已经产生的后果，“投资未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事后的再分配”；在思想取向上，注重增强人们的风险分担意识、相互责任和相互团结意识；在能力取向上，关注提高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提升公民的社会、经济参与能力和追求健康充实生活的能力。       第三，在移民问题上，采取“跨文化主义”（interculturalism）的政策取向。全球化催生了举世瞩目的移民潮，欧洲则是国际移民的集中之所。移民尽管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多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面对纷至沓来的国际移民，各种以“封闭”和“保守”为特征的社会思潮正变得盛行，部分国家甚至在不断强化对边境和移民的管控。但在吉登斯看来，重归各自为政的传统民族国家时代已不合时宜，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超级多样性”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不同人种、信仰和生活方式交错杂陈已成定局。移民的剧增曾催生了稍带启蒙色彩的“多元文化主义”，它主张不同文化都是平等的，应当彼此尊重、相互包容。但在吉登斯看来，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和政策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因为它隐含的是一种文化“自由放任主义”精神，所因应的主要是互联网普及之前的时代。同时，它主要站在主流族群立场上关心少数族裔的地位，并没有真正贯彻族群平等的原则。针对当今形势，吉登斯提出“跨文化主义”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升级版。从根本上说，“跨文化主义”的要旨在于：以当前所处的超级多样性社会作为出发点，少数族裔与接收社群（主流族群）通过协调和对话以重建公共空间。吉登斯指出：“它所寻求的并不只是整合少数族裔，而是要为整个社会及其内部的不同社群提供统一的视角，以及一个鲜明的跨国视角。”       第四，在气候和能源领域，主张“非典型环保主义”政策。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变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欧盟必须在气候和能源领域扮演领头羊角色。在这一方面，环保主义者所倡导的环保理念尽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可能依靠自下而上的生态主义运动，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也不能只盯着环境保护，而是必须平衡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融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与经济增长于一体。在2009年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吉登斯曾经系统地提出“气候变化的政治”观点，涉及“保障型国家”“政治敛合”“经济敛合”“前置”“气候变化的积极性”“政治超越性”“比例原则”“发展要务”“过度发展”“抢先适应”等十种政策主张。在本书中，作者延续了这些主张，但对欧盟的建议则变得更加具体，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欧盟在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完善欧盟碳排放市场所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欧盟在实现碳排放量、经济繁荣与能源安全之间的协调发展方面所应采取的主要策略，以及如何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来实现欧洲的经济增长等。这些措施统合在一起，构成了吉登斯所说的“非典型环保主义”主张，即它们不是延续绿色环保运动那种分散的、自下而上的活动模式，但旨在实现与之相同的目的。       第五，在国际关系领域，在彼此关联中形成对外战略。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以及北约之类的国际组织是欧盟外交关系的重点，其中，与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欧盟外交的重中之重。在这一方面，吉登斯的看法是，欧洲与美国当前主要是一种依赖关系，理想的格局应当是减少依赖，发展出建立在平等和合作基础上的新型关系。“我们欧洲应该设法建立起新型的跨大西洋关系。这一次，应该建立的是基于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基于依赖的不稳定关系。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在与北约的关系方面，欧盟必须把分散的军事力量组织起来，建立起统一的欧洲武装，同时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机制以预测和管控冲突。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石油和地区安全是横亘在这两大政治主体之间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俄罗斯丰富的石油资源有效地分化了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地位问题则造成了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尖锐对立。随着俄罗斯不断扩大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欧盟内部必须加强团结以抵制其扩张。总之，在吉登斯看来，欧洲安全应当掌握在欧盟自己手里，目前欧盟的优选问题在于，由于欧盟1没有形成有力的领导和欧盟2的分裂性，欧盟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安全战略和建立统一的欧洲部队。       总体而言，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吉登斯没有退缩和回避，而是坚定地从拥抱全球化的立场出发寻求问题的解决。他主张进一步提升欧盟的主权和加快一体化进程，形成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效率和更具合法性的欧盟；主张欧盟各国以创新性思维应对财政紧缩所带来的问题，重振欧洲经济；主张以“积极福利”来再造福利国家，实现社会政策的更新升级；主张以协商对话来解决移民问题，寻求接收族群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共识；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方式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赢的目标；主张欧盟与世界主要国家或者集团建立起合作和平等的外交关系。从这一角度而言，吉登斯秉持的是一种开放、开明的态度，顺应了全球时代的形势。鉴于保守主义思潮在当今部分国家正变得越来越盛行的事实，当今部分国家的领导者正越来越从“本国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推出种种逆全球化政策，吉登斯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显得弥足珍贵。       ……郭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