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选注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后世也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少陵等。出生于河南巩县。杜甫是中国古代很有名的诗人之一，与李白并称为“李杜”，也被后人称为“诗圣”。其诗流传至今有一千四百余篇，他的诗歌集中反映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社会历史，被后世誉为“诗史”，代表性的作品有“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秋兴八首》等。《杜甫诗选注》是有名研究杜诗学者萧涤非先生的代表作，该书以编年体方式将杜诗按杜甫生平分为四个时期，选取281首作品，注解时除了“以杜解杜”、“以史证杜”、征引古人注杜成果，还包涵了作者自己的考订和议论，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很好的可读性。该书是当代杜诗选本的代表性著作。

萧涤非（1906-1991），江西临川人。1930年于清华大学毕业，1933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山东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去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回山东大学，历任中文系主任、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杜甫、乐府、文学史研究方面有杰出贡献，被誉为很好学者、一代宗师、乐府及唐诗研究的人士。著有《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等。

诗人杜甫(代前言)
例言
第一期读书游历时期
(公元七一二——七四五)
望岳(五古)
登兖州城楼(五律)
房兵曹胡马（五律）
画鹰（五律）
夜宴左氏庄（五律）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
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五排）
赠李白（五古）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五古）
赠李白（七绝）
第二期困守长安时期
(公元七四六——七五五)
八仙歌（七古）
春日忆李白（五律）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七古）
高都护骢马行（七古）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古）
乐游园歌（七古）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七古)
兵车行(七古)
丽人行(七古)
前出塞九首(五古)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五古)
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五古)
曲江三章章五句(七古)
夏日李公见访(五古)
秋雨叹三首(七古)
九日寄岑参(五古)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七古)
醉时歌(七古)
天育骠骑图歌（七古）
官定后戏赠（五律）
去矣行（七古）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五古）
后出塞五首（五古）
第三期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
(公元七五六——七五九)
月夜（五律）
悲陈陶（七古）
悲青坂（七古）
对雪（五律）
春望（五律）
哀江头（七古）
塞芦子（五古）
(以上陷安史叛军中作)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五律）
述怀（五古）
羌村三首（五古）
北征（五古）
彭衙行（五古）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
面别，情见于诗（七律）
春宿左省（五律）
曲江二首（七律）
(以上为左拾遗时作)
至德二载，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
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
悲往事（五律）
望岳（七律拗格）
瘦马行（七古）
赠卫八处士（五古）
洗兵马（七古）
新安吏（五古）
潼关吏（五古）
石壕吏（五古）
新婚别（五古）
垂老别（五古）
无家别（五古）
(以上为华州掾时作)
秦州杂诗二十首（录四五律）
留花门（五古）
月夜忆舍弟（五律）
梦李白二首（五古）
天末怀李白（五律）
捣衣（五律）
空囊（五律）
病马（五律）
送远（五律）
佳人（五古）
发秦州（五古）
寒峡（五古）
龙门镇（五古）
石龛（五古）
凤凰台（五古）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七古）
发同谷县（五古）
剑门（五古）
成都府（五古）
(以上弃官客秦州同谷时作)
第四期漂泊西南时期
(公元七六〇——七七〇)
卜居（七律）
为农（五律）
蜀相（七律）
堂成(七律)
江村（七律）
宾至（七律）
狂夫（七律）
野老（七律）
客至（七律）
遣兴（五律）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七古）
恨别（七律）
后游（五律）
春夜喜雨（五律）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七律）
春水生二绝（录一七绝）
所思（七律）
绝句漫兴九首（录六七绝）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录四七绝）
进艇（七律）
赠花卿（七绝）
三绝句（录二七绝）
送韩十四江东省觐（七律）
戏为六绝句（七绝）
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七古）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七古）
百忧集行（七古）
病橘（五古）
枯椶（五古）
野望（七律）
不见（五律）
花鸭（五律）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五古）
大麦行（七古）
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五排）
(以上漂泊成都时作)
客夜（五律）
客亭（五律）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
九日（七律）
有感五首（录一五律）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五排）
王命（五律）
征夫（五律）
早花（五律）
发阆中（七古）
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七古）
岁暮（五律）
释闷（七排）
天边行（七古）
阆山歌（七古）
阆水歌（七古）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
严郑公五首（录一七律）
(以上漂泊梓州、阆州时作)
草堂（五古）
四松（五古）
题桃树（七律）
绝句四首（录一七绝）
绝句六首（录三五绝）
绝句二首（五绝）
登楼（七律）
宿府（七律）
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五古）
丹青引（七古）
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五古）
忆昔二首（七古）
除草（五古）
去蜀（五律）
旅夜书怀（五律）
三绝句（七绝）
(以上重归成都草堂及漂泊云安时作)
白帝城最高楼（七律拗格）
八阵图（五绝）
负薪行（七古）
最能行（七古）
夔州歌十绝句（录三七绝）
古柏行（七古）
白帝（七律拗格）
存殁口号二首（录一七绝）
诸将五首（七律）
秋兴八首（七律）
咏怀古迹五首（录三七律）
壮游（五古）
昔游（五古）
遣怀（五古）
宿江边阁（五律）
历历（五律）
解闷十二首（录五七绝）
阁夜（七律）
缚鸡行（七古）
愁（七律拗格）
麂（五律）
昼梦（七律拗格）
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录一五律）
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
十二首（录三七绝）
驱竖子摘苍耳（五古）
复愁十二首（录五五绝）
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五古附：元结诗)
又呈吴郎（七律）
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
兼书触目（五古）
登高（七律）
九日（七律）
虎牙行（七古）
写怀二首（录一五古）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七古）
冬至（七律）
归雁（五绝）
(以上漂泊夔州时作)
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七古）
江汉（五律）
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七律）
暮归（七律拗格）
晓发公安（七律拗格）
蚕谷行（七古）
登岳阳楼（五律）
岁晏行（七古）
南征（五律）
遗遇（五古）
宿花石戍（五古）
客从（五古）
清明二首（录一七排）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
御（七古）
楼上（五律）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七古附：高适诗）
小寒食舟中作（七律）
江南逢李龟年（七绝）
白马（五古）
逃难（五古）
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 至县， 呈聂令。 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五古）
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五律）
长沙送李十一衔（七律）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
奉呈湖南亲友（五排）
(以上漂泊湖北、湖南时作)
附录：《杜甫诗选注》批注
批注辑录说明
正文中批注
封页等处补注
附记

人杜甫——代前言一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年，他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经历了安史乱前的所谓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他和人民共度乱离的生活，这就使他有可能深刻地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而诗，便是他有力的武器。杜甫不是贵族，但也并非劳动人民出身。他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历史条件，也就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正是这样表明着的。杜甫的一生，约可分为四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游历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由于刻苦学习，使他能够从“读书破万卷”以至“群书万卷常暗诵”，为他的创作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从二十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漫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在游齐、赵期间，他结交了李白和高适，除打猎取乐外，他们也经常赋诗或论文。对这段游历，诗人晚年还很向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快意诚然是快意，却没有给他的创作带来光彩。在现存不到三十首的诗中，还没有代表性的佳作。这只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杜甫走向人民，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大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诗人已丧失了他的“裘马”了。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毕竟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艰苦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大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诗人没有丧失气节，消极地等待长安的恢复，而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只身逃出长安。在为官期间，由于和肃宗政见不合，他仍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回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行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原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爆发的一次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乱。由于大野心家安禄山实行民族歧视，到处烧杀淫掠，这就使得唐王朝进行的平乱战争具有维护统一、制止分裂的正义性，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历史表明：当时不仅大河南北的人民纷起抗击，白面书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刘长卿《吴中闻潼关失守》)诗人畅当便是其中之一。甚至妇女也自动参军，《旧唐书？肃宗纪》：“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皆补果毅。”回纥等少数民族也出兵“助顺”。这说明平定安史叛乱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杜甫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杜甫的弃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实际上他从此却真是走向人民了。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几个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所以说“晚憩必村墟”、“田父实为邻”。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并有着深厚的友谊，这从“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枣熟从人打”、“药许邻人”一类诗句也就可以看出。愈爱人民也就愈憎厌官僚，所以他曾公开的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邻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生活仍然很苦，常常不免要逃难和挨饿受冻。前人说杜甫是个“菜肚老人”(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实际上他往往是连菜也没得吃，而且也并不始于老年。在他逝世不久以前，还因为逃难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总是向人民看齐，觉得自己比人民还是好得多。但是，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杜甫都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人民和政治的。比如漂泊夔州时，关于朝廷的消息，他就是问之于地方官的，所谓“朝廷问府主”；有时也问之于过往的使者，所谓“相看多使者，一一问函关”。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他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他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又说：“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正是诗人忠实的自白。《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途中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却要作人民的代言人，诗人的身后萧条，自不在话下。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关系和他如何接近人民的过程。前人说：学杜诗“须是范希文(范仲淹)专志于诗，又是一生困穷乃得”(清吴乔《围炉诗话》卷四)。不是没有道理的。杜甫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言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儒家也谈“节用爱民”，“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相反，他热爱劳动人民，也欢喜劳动，并甘心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思想，他是反对和亲的，但并非无条件的反对。他说：“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并责备唐王朝：“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由于时代、阶级的限制，他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是杜甫的忠君是和爱国爱民密切结合的，所以苏轼可以说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而周紫芝也可以说“少陵有句皆忧国”。对此，我们必须作具体分析，把精华与糟粕区别开来。二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杜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这从以下几方面都可看出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无限同情，是杜甫诗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一个特征。他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在“三吏”、“三别”中，反映出各种类型的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赴奉先咏怀》中，他正确地指出了劳动人民创造物质财富养活了剥削阶级：“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封建社会中的黑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又呈吴郎》中，他通过寡妇扑枣的描写，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不为困穷宁有此?”并进一步把“盗贼”的根源，归咎于封建统治者本身的骄奢荒淫：“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在《遭田父泥饮》中，他还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那种天真淳朴的优良品质。“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作为一个曾经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劳动人民竟能持此种态度，是极为可贵，富有进步意义的。也正因为诗人是这样一副热心肠，在杜甫笔下，我们才能看到如此众多的人民形象。他对人民的同情竟达到如此高度：只要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怀了自身的痛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他还是“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宏愿，并宁愿以“冻死”来换取广大饥寒无告者的温暖。“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杜甫诗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二个特征。正如上引诗句所表明的那样，杜甫是一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他也要求他的朋友们能够“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因此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的热忱。可以这样说，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的时候，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旦大乱初定，他又兴奋得流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也可以这样说，凡是有关国家命运的政治、军事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我们几乎都可以在杜甫的诗中找到反映。杜甫从切身体会中感到，要抵抗敌人，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因此，他大声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而“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也决不只是写的一匹“老骕骦”，而是蕴含着一种急欲杀敌致果的报国心情在内的诗人自己的形象。因此，“三吏”、“三别”，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诗，同时也是爱国诗篇。因为在这些诗中也反映出并歌颂了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高度的爱国精神。“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声，也是诗人通过新娘子的口发出的爱国号召。黄家舒说：“均一兵车行役之泪，而太平黩武，则志在安边；神京陆沉，则义严讨贼。”(《杜诗注解》序)是颇得要领的。“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一个爱国爱民的诗人，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会怀着强烈的憎恨，而这也就是杜诗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三个特征。他的讽刺面非常广，也不论对象是谁。在《兵车行》中，他讽刺的矛头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揭露他的穷兵黩武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宰相杨国忠兄妹，当时炙手可热，势倾天下，但杜甫在《丽人行》中却讥讽他们的奢侈荒淫，在《赴奉先咏怀》中并把他们这种生活和人民的苦难联系起来，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他一方面唱出“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另一面他又一再警告统治者要节俭，认为：“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唐肃宗、代宗父子信用鱼朝恩、李辅国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权，杜甫却大骂“关中小儿坏纪纲”，认为只有把他们杀掉，国家才会有转机：“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在《冬狩行》中，他讽刺地方军阀只知打猎取乐：“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伴随着叛乱而来的，是官军的屠杀奸淫，《三绝句》之一作了如下的暴露：“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当官吏的贪污剥削有加无已，《岁晏行》就揭露：“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针对这些现象，作为一个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就难怪杜甫有时竟是破口大骂，把他们比作虎狼和凶手：“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但阶级的局限，使杜甫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忠告他的朋友们要做清官：“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真是“告诫友朋，若训子弟”(《杜诗胥钞》)。除上述三方面这些和当时政治、社会直接有关的作品外，在一些咏物写景的诗中，也都渗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比如说，同是一个雨，杜甫有时则表示喜悦，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即使是大雨，哪怕茅屋漏了，只要对人民有利，他照样是喜悦：“敢辞茅苇漏，已喜禾黍高。”(《大雨》)但当久雨成灾时，他却遏不住他的恼怒：“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可见他的喜怒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的。咏物诗中，如《萤火》、《麂》等，也都可以看作政治讽刺诗。吴乔说“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并指出杜甫的为人，是“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围炉诗话》卷四)，这话很有见地，也是确实的。杜甫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河山，他那些抒情诗和描写山川风物的纪行诗，也同样可以看到他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祖国的江山竟成了诗人的肺腑。三“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说得对，人民的确是要好诗的，杜甫也确实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许多好诗。他的诗，是我国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杜甫异常重视诗的艺术功夫，除《戏为六绝句》外，和李白、高适、岑参、孟云卿等也常常提到“论文”的事。他对于一篇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即所谓“毫发无遗憾”。为了达到这种完美无缺的艺术境界，他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不只是“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而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杜甫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我们可以先谈谈他的叙事诗。这类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杜甫以前，文人写的叙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之事的就更少。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表现他的现实主义特色最为突出，最为充分。我觉得，杜甫的叙事诗中，有许多艺术特色值得我们重视。例如，诗人善于选择并概括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他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通过典型化而收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的。杜甫还善于选择和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往往从同一类型的许多人物中只着重描写一个，通过个别，反映一般。例如《兵车行》，只写他和那行人的谈话，但千万行人的悲惨命运也就显示无馀。《前出塞》、《后出塞》等，同样可以作为例证。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这是杜甫叙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比如白居易也是现实主义的大诗人，他的《新丰折臂翁》同样是反对穷兵黩武的名篇，但作者是站出来发言的，我们只要拿来和《兵车行》一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孰优孰劣，还可研究，但这差异却是明显的。杜诗中很注意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做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这种例子很多，《新婚别》写那位新娘子的语言尤为成功。本来是柔肠寸断，痛不欲生，但又不能不顾虑到自己还是个刚过门的新娘子的身份，所以语带羞涩，备极吞吐。由于语言传神，所以我们读杜甫这类诗，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采用俗语，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诗歌语言发展上的一大革新。自一般士大夫文人观之，这种俗语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杜甫在抒情诗中用俗语很多，在叙事诗中则更丰富。因为这些叙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如《兵车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至如《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有同谣谚。他提高了俗语的地位，丰富了诗的语言，使诗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又通过千锤百炼创造出珠玉般的、字字敲得响、“字字不闲”的诗句。卢世评“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说：“合字肥字，惨不可读。诗有一字而峻夺人魄者，此也。”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在这方面，还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自己的风格。抒情一般易流于抽象，杜甫却写得形象和具体。在叙事诗中，杜甫寄情于事，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情景交融。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等；另一种是好像只见景，不见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但其中仍透露了忧国念乱的心情。“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心和那个混乱时代的影子。在叙事诗中，杜甫尽量地有意识地避免发议论，在抒情诗，具体地说在政治抒情诗中，却往往大发议论，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叙事诗概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而抒情诗则多用五七言近体，因之这类诗，语言特别精练，音乐性也强，耐人含咏。由于杜甫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因此他对后代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和巨大的。在我国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他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那“即事名篇”的写作方法，直接开导了中唐时期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他那些叙事诗，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等，实际上就是新题乐府。杜甫运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并充分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榜样。诗，在他手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总之，凡是他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在他之前，七言律诗，照例是用来歌功颂德或应酬的，但他却用来反映现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革。最后，有一点我们还必须谈到：杜甫是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爱国爱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乐观精神和顽强意志的诗人，尽管吃尽苦头，也从不曾悲观消极。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不可能是一种浅薄的现实主义，而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洗兵马》可为代表。诗一开始就以飘风急雨的笔调写出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中兴，赞扬了郭子仪等中兴诸将，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又提醒统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并以幽默而夸张的口吻嘲弄那班因人成事、趋炎附势的王侯：“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也没有忘记人民的生计：“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诗的结尾，进一步通过美妙的幻想提出了千千万万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全诗的基调是乐观的，气势磅礴，色彩绚丽，但又兼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王安石选杜诗，以此篇为压卷，是有眼光的。此外，《凤凰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都是较突出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伟大的诗人杜甫，他的成就是难以尽书的，他对后代的影响也不只是在文学方面。大政治家王安石、民族英雄文天祥、爱国诗人陆游和顾炎武等，都无不受到这位诗人的教益。一千二百五十年过去了，但当我们读到这位诗人的作品时，还宛如对面。人民是不朽的，深切关怀人民的杜甫的诗篇，在人民心目中，也必愈益光辉灿烂，万古长存!本书由拙作《杜甫研究》中的诗选部分改编而成，书的《例言》基本上也就是该卷的《前言》。关于注解，除新注外，对于旧注，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这些补充，一般附见于每首诗注的末尾。这篇文章原为纪念杜甫而作，用代前言，似尚无不可，但也作了必要的充实。衷心希望读者的指教!萧涤非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九七八年五月再次修改例言本书在注解上，并没有怎样严格的体例，但也有几点想说明一下：第一，一部杜诗，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诗史”，同时也是诗人自己的年谱。浦起龙说：“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又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所谓“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也就是说作品不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很少接触国家大事，这确是过去一般诗人的通病。可见关于杜诗，依年编次，最为妥善。因此，我这里也采用了编年体，在编年方面，我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这主要是参酌仇兆鳌、浦起龙和杨伦三家的书。第二，为了显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我把他的诗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期(读书游历时期)的诗现存统共不到三十首，选出的则只九首，和其他三期并列，在比重上原极不相称，但一则因为杜甫在此一时期曾写过好几百首诗，这是事实；再则，这样标出，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杜甫的成长过程，所以我没有把这一期从他的创作史上取消。按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的诗序中曾说：“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可见他并不是毫无抉择的把所有的诗都写进他的诗卷，第一期作品之所以亡佚特多，可能也由于他自己晚年的删汰或不甚重视。卢世《杜诗胥钞》疑心是“或者子美自选定本”，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了使读者对每一时期的写作情况和作品特点先有个概括的认识，我在每期之前都作了一个简单“说明”。第三，杜甫的“集大成”，也表现在对各种诗体的擅长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在杜诗的编辑上向来就有不少按体分编的缘故。如郭知达的《九家集注》、钱谦益的《杜诗笺注》便分“古诗”和“近体诗”两大类。至如金鸾刻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胡震亨的《杜诗通》、黄生的《杜诗说》、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则分体尤细。为了使一般读者易于辨别各种不同诗体，并从而窥见杜甫对各种不同诗体的运用情况，我特在目录上标明每首诗所属的诗体。下面便是在这个选本中各种诗体所占的数字，计：五古七十首，七古五十三首，五律四十八首，七律五十四首(内拗格七首)，五绝十二首，七绝三十八首，五言排律四首，七言排律二首。第四，在注解上，我没有什么一定的章法，大概在题解中，包括诗的写作地点、年代、背景、中心思想和表现手法等，都有简略说明，但也不是每首诗都如此，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有根本从略的。为了使读者在阅览注解时不太感到枯燥，除一般必要的字注句解之外，个人也往往发挥些议论，作些考证，使注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议论不一定对，但为了好让读者开动脑筋，我愿意把自己开动过的脑筋先摊出来。所以偏是碰到比较难解或说法不一致的地方，我偏不肯放过，尽可能提出个人的看法。有些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问题，则一般放在注解的后面去说。第五，杜诗和当时史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同时为了表达的需要，他又往往使用典故。我们只有首先很好的了解了这些史实和典故，才能透彻的理解原诗；而且有些典故本身就非常生动，也值得作较完整的介绍。但前人因一味求简，往往截头去尾，把一个生动的故事弄得一鳞半爪。比如杜甫因谏房琯罢相，触怒肃宗，几至杀头，故诗中曾先后两次以辛毗牵裾谏魏文帝的故事自比，一见于《建都十二韵》(未选)，一见于《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我们只有较全面的清楚辛毗牵裾的故事，才能藉以透视出杜甫当时谏诤的真象。但历来注家都摘录过简，有骨无肉，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妨碍了对原诗乃至杜甫本人的理解。类似这样的地方，这里都根据原书，作了一定的必要的补充。这些补充，我大部分引用了原文，未加翻译，引用原文时，也往往有删节，为浏览顺利，一般不用删节号。第六，解释杜诗的最好办法，自然是“以杜解杜”。所以注中，往往有引诗互证的地方。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容易接近真象。如陷安史叛军中所作《哀江头》的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望城北”，一本作“忘南北”，一本又作“忘城北”，孰是孰非，注家各执一词，但如证以同一时期写的《悲陈陶》一诗的结语：“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则自当以“望城北”为是。望就是盼望，也不能解作“向”。人之常情，凡心之所思，也就是目之所望，当时政府在长安城北，所以向北望，向北啼。但是，由于个人对全部杜诗还很不熟悉，未能融会贯通，所以对于这一点，做得还很不够。第七，千百年来，注杜的人很多，清朝人下的功夫最深，成就也较大，注中往往引用他们的说法，仇氏《杜诗详注》外，主要有以下几种：钱谦益《杜诗笺注》、张溍(上若)《杜诗注解》、吴见思《杜诗论文》、黄生《杜诗说》、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诠》等，因引用时，或简称某注，或直用人名，特在此作一总交代。杜诗版本最多，异文也不少，这里斟酌各本，择善而从，有足供参考或应予驳正的，均附见注中。杜诗结构谨严，又多长篇，为便寻求脉络，较长的诗，皆为分段。前人谓“读唐诗，一读了然，再过亦无异解。惟读杜诗，屡进屡得”(黄生《杜诗概说》)，这话颇对。个人知识和力量都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杜诗虽都曾作过一点工作，讲也不止一次，但还谈不上“屡进”和“屡得”。这个注解，虽经一再易稿，也只能是一种初步探索，脱漏谬误之处，一定不少，希望海内专家和广大读者，多多指教!一九五七年二月于青岛山东大学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酌改批注辑录说明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出版后，先生仍系念于心，每有所获，辄随手在书上眉批边注或夹小纸片，不断充实完善。前后凡12年，计193条。这些补注，翔实有见，似不无参考价值。他耄耋之年，仍矻矻以求，有似仇氏。2001年，李从军兄嘱编《萧涤非全集》，遂于整理之际辑出。今说明如下：一、先生批注主要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自存本之书中。二、辑录均以先生手迹为准，非甚有碍，不加点窜，以存真相；但辑录中可能有不妥处，又未经先生过目，故仅供参考。三、补注一般对应于原书各页之诗、句、注释，辑录时依次编列。一条补注内容较多者，则按其时代、作者或体裁归并次第。原无对应的如封页等处，归于“补遗”，附于篇末。四、辑录格式大概是，先以［］表示原诗原句原注，之后为补注。补注中原有的“按”、括符，一仍其旧；惟批注原有曲线和着重号，是作者提醒处，料读者当能会意，故依编者意见删去了。不是我们擅改。五、补注所引资料，辑录时都做了必要的复按。偶有笔误，径改不注；个别不能确认的字，以□代之。六、凡辑录者的话，均用“乾按”加括符出之，以作区别。但因系辑录，或有语气不接、语意重复或误植误抄之处，敬请读者谅之正之。七、关于杜诗《诸将》“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的解释，萧先生十分关注，不仅在《杜甫诗选注》中批注较多，在其他书中或纸片也多有批点评论，今据相关笔记手迹备加辑录，条理为“附记”，一则以见先生治学不辍之精神，二则以便于读者参考。二〇〇五年五月十六日又，萧先生于1991年逝世后，本书曾因读者需要而旧版纸型磨损，又重排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大学生必读书目”等两个版本两万册。从1979年算起，累计印数不下几十万册（这在当今个人学术专著中是相当可观的），可惜都未及收入先生的这些补注。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印，故附之书末，以飨读者。谨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和海内外广大读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本书的关爱，再次深表感激和钦敬。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关于批注辑录的补充说明这是著者生前最后十二年间，陆续补充的批注。从他1991年逝世后，我们辑录成稿并于2005年交稿后迄今，又过了十馀年，可谓一波三折。现在终于要出版，为负责起见，还有几个问题说明一下。1、此批注中多有带括符的问号“（？）”。这个情况在萧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补本中也有，这是他的读书习惯。不少人也是如此。读书偶得，浮想联翩，信笔写下，往往全凭记忆。如果感觉记忆不确，就随手打个问号，以便核查；如果感觉说法不对，也打个问号，以俟辨析等等。所以带括号的问号，是表示加注，萧先生说：“有时原文有明显错误，应随时用夹注法（）。”（《萧涤非文选？杜甫全集校注审稿枝言》第308页）总之用夹注法，标注存在问题。这正是先生治学严谨、苦用心处。例如补注《咏怀古迹》引《昭君》诗：“猛将谋臣徒自贵，蛾眉一笑塞尘清。”对于作者，先生批作“李义山”但觉不确，便打了个问号，经先生提示一查，作者是晚唐汪遵。如果去掉这个问号，后果严重。既不符合事实，也陷作者于自以为是，更误导读者。又如对《又呈吴郎》的补注引《杜诗捃》一段话，是树靶子，要驳他的，所以连用三个（？）。先生接着说：“言杜使寡妇插篱，殊属臆测。诗明言堂前，何‘界口’之云？”可见批注里的“括符问号”是有意义的，是万不可妄删的！2、此书批注中引用的书名，都是规范的全称。其实并非如此。这是经过整理后的结果。手迹原样都用简称。如《左氏？成公二年》原作“左氏？成？二”；《新唐书？肃宗纪》原作“新？肃纪”；虞集《杜律虞注》原作“虞注”等。本书《例言》已说明注释使用“简称”，并特此“作一总交代”。萧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说：“必须简化，否则引文一两句，书名一大串，太不相称。”（《萧涤非文选？杜甫全集校注审稿枝言》，第301页）事实上，匆忙之间，根本无暇用全名，只能用简称。这个真相应当说明。3、本书所谓“批注”，其实就是作者对自己著作《杜甫诗选注》原有篇目注释的补充注释。这一点，萧先生是从仇氏得来的，深受仇兆鳌的启发和教育。仇氏晚年有一条“自述”说：“辛卯（1711年）致政南归，舟次辑成，聊补前书之疏略。时年七十有四矣！”前书，即《杜诗详注》。萧先生“深有感于仇氏之言”，是因为“仇氏《杜诗详注》刻成之后，他并未终止注释工作，所以经过八年，他又写成一卷《杜诗补注》，自述中所谓‘辑成’，即指这卷《补注》说的。”他并指出：“《补注》既因拆散而被取消，同时移置时又未标明‘补注’字样，这样，仇氏这条‘自述’所谓‘聊补前书之疏略’的话就不免落空，而通过补注所显示出来的那种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也就不免被冲淡，不易为读者所注意。而这点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杜甫研究〉再版前言》，《萧涤非文选》第193—194页）当然，这里无论叫批注还是叫补注，都是可以的，但这里面所蕴含的为萧先生所看重的“那种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是不应“被冲淡”的；他所希望的那种“聊补前书之疏略”的良苦用心，也是不应被忘却的。本书批注计诗118题七万馀字。凝聚着作者心血，深蒙大家厚爱。曾得到萧老先生高足李从军和徐向红、林继中、吴明贤、佘正松及美国车淑珊教授的支持；得到中央文献室逄先知、李捷、陈晋、孙东升等的鼓励，得到山东大学领导李建军、王琪珑、刘海、仵从巨、张桂珍、唐子恒、郑训佐、李剑锋、单丙波、牟峰和乔幼梅、孔范今、王承瑞及文学院、儒学院的帮助；得到新华社朋友陈新洲、冯斌、韩冰、丁锡国、王洪峰、罗博、王海鹰、刘宝森、张志龙、徐祗军、张漫子等的关照；得到家人萧光照、萧光来两位哥嫂的信任。李俊同志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大力协助。济南市中心医院医护杨艳萍、耿庆信、李晓红、董晓琳、马丽新、李莉、刁丽霞、娄宁等为治沉疴。济南七中及友人郑恩典、董萍、朱振宇、路庆会、曲毅、杨洁、魏绪霞、巩双林、吕雯等多有帮助。恕不一一。所有做了好事的人都不应忘记。谨在此一并深致谢意！萧涤非萧海川又识于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