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二千年间 新编增订本2册

《二千年间 新编增订本》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的学史笔记，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推荐：“一本活的史书，经过精密的消毒手术，健全而进步的史书。”·打破传统模式，写作体例别创一格。不铺陈史实，不进行琐碎的考证，解读皇权、官僚、军队、农民等历史要素，从纵剖面分析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时代的历史。·增加《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四篇五万字专论，补充正文。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
胡绳创作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的革命高潮为中心，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民历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及奋发自强的救国运动，分析和总结了历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中国的出路、开放与自强等重大的问题，清晰地辨明了很多近代史令人困惑的问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名著，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
原本约70万字，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由郑惠、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孙洁人做了简本出版；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新简本由白小麦、黎钢根据修订本对原简本作了相应的修订而成。本次出版本即为新简本。
《二千年间 新编增订本》
《二千年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早年的作品。它跳出了以时间顺序列举史实的传统体系，从皇权、官僚、军队、农民等角度，分析自秦朝到清末两千年间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发展到崩溃的历史命运。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观点、通俗的语言使本书问世以来广受好评。此外，本书新增《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康有为与戊戌维新》等四篇附录，接续正文讲述中国由封建走向共和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节点，更有助于读者观览中国历史全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相信本书也能为读者总结这二千年历史中的经验，为读者启迪新知。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逖，祖籍浙江钱塘县，出生于江苏苏州，北京大学肄业，中国著名哲学家、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胡绳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与写作，出版了大量哲学历史著作。主要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理性与自由》、《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枣下论丛》、《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1997年，胡绳将其文集的全部稿酬捐出，设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基金”。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
《二千年间 新编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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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
    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究竟执行了什么路线，或者说可能执行什么路线，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问题。
     由于光绪皇帝表示了对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情，而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在一举粉碎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时，把光绪皇帝看作维新派的保护人而加以贬黜，还由于失败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绪皇帝歌颂为他们的理想的圣主，于是人们往往把光绪皇帝看成是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的皇帝。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许多实行新政的诏书的内容来看，拿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向他提出的具体主张的态度来看，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洋务派基本上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线，维新派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为这一派的主张，实际上他还是在走张之洞这一派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这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那样软弱的地位，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维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绪皇帝打扮成他们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样一个皇帝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召开国会的建议，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宪法的要求，并在奏书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这些都是维新派不同于洋务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康有为所说的国会虽然只是一个民选的咨询机构，谈不到为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力，可是，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光绪皇帝仅仅在一道上谕中说：“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过去，士民(包括资产阶级)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有这点权利了。这同立宪、开国会距离还远得很。
     康有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建议是：“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与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他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他还向皇帝明白地说，原有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没有用处，要实行新政，不能交这些大臣议论；这些旧机构纵然不必撤销，但一定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大权。
     康有为关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送上去以后，光绪皇帝仍然交给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大臣“妥议具奏”。他们说些空洞的官话，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杳无信息，连下部议的待遇也没有得到。
     对于康有为的重要奏议，光绪皇帝经常“发交大臣们议复”，议来议去，或则不了了之，或则议出“变通办法”，弄得面目全非，成了废话。康有为也感觉到这一点，他屡次在奏议中呼吁“臣请皇上断自圣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可是，他始终没有觉悟到光绪皇帝对有些事情下明诏，另一些事情下部议，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光绪皇帝的处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光绪皇帝的政治态度的表现。
     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设通商院(或称为工商总局)和废除厘金制度。这两条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当时所谓商务，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康有为要求由普通商人试办商务局设商会、股份公司，主张“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这些显然是代表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虽曾多次发出“振兴商业”的上谕，但其内容却和康有为所主张的不同。皇帝的有关上谕是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要刘坤一、张之洞等各省督抚“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员”就是在职官员，“绅”就是卸任官僚或有功名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商务局必须在地方长官督率下，由员绅试办而不让普通商人参加，这纯粹是洋务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务派政策。P24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