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之下：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

对中国报人的情报工作（节选自《面具之下》第52-57页）
除了舆论调查工作的变化之外，这段时间里外务省还开始有计划地加强对中国报人的情报工作，而在这其中，曾经在日本留学过并在当时中国舆论界具有重要地位的报人便受重点“关照”。兹试以胡政之为例，来说明当时日本对中国报人情报工作的基本特点：
胡政之（1889—1949），近代中国著名报人，1907年赴日本勤工俭学，1912年进《大共和报》任日文翻译，开始新闻工作历程；1916年9月出任王郅隆主持之《大公报》经理兼总编，此后毕生从事新闻事业；1924年创办国闻通讯社及《国闻周报》，1926年与张季鸾、吴鼎昌合作接手《大公报》后出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至1949年4月在香港去世。胡的留日学生背景兼著名报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了日本当局进行情报工作的重点对象。1917年5月，正值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如火如荼之际，21日，黎元洪以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为由撤销其国务总理职务，段则依《临时约法》拒绝承认黎的撤职令。6月14日，张勋奉黎命入京调解。就在北京政局一团乱麻之际，6月16日，时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参赞船津辰一郎拜访胡政之，与之“谈时局”。胡首先对船津分析了段祺瑞免职后北京政府的复杂局势，特别分析了北京政局诸要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黎元洪“在段祺瑞被免职后，愈加陷入窘境，已经决心退位”，而“李经仪和张勋表示应尽力拥护黎总统”，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极力想坐上总理的宝座，张勋也呼应其给予援助”，但“李为人老奸巨猾，官僚风十足，人望甚薄”，故此“内外舆论对其批评攻击增多”。在熊希龄、王揖唐等人拒绝李的入阁提议后，李“才发现自身声望不足”，于是退而“让王士珍做总理，自己做财务总长。其实是想掌握总理实权，然后绑架一些差不多的人才入阁，计划保持内阁相当程度的持久”。虽然如此，“但是内阁必定不能长久维持，结果徐世昌作为幕后人物，观望段内阁的崛起”。其次，对他分析了美国对华提出劝告的影响问题，认为：“这次劝告对黎总统和民党一方是好意，但对北洋派以及督军团一方，却引起了他们的不快，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影响。”这次谈话对于日本了解当时中国的内外局势，具有重要价值，所以船津马上将此次谈话记录上报驻华公使林权助，林于次日电告外相本野一郎，足见日本对胡提供情况的重视。
1923年下半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的张作霖与段祺瑞、孙中山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积极谋划卷土重来。而其时适逢原江苏督办齐燮元借前江苏督军李纯暴亡之机窃据苏督大位，齐因忧心自己地位不稳，于是主动投靠吴佩孚，由是便与紧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产生了矛盾，大战一触即发。1924年1月5日，胡与日本驻长沙总领事清水八百一谈江浙一带局势并分析齐燮元、曹锟、王占元、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人在江浙一带的关系，认为江浙地区局势大有缓和，并将至少持续到农历年关；齐全力攻浙，会引起吴的不安，对齐在浙江的态度表示“相当的强硬及反对之意”，由此“江苏方面的态度也会逐渐缓和”；而孙准备攻浙的消息“只是宣传而不足为信”。13月25日，胡再与清水“谈时局”，分析了福建之变后齐燮元、吴佩孚、王永泉、孙传芳之间“像三国演义一般”的复杂关系，同时又分析了伍朝枢奉天之行的真正目的，认为所谓“三角同盟”的说法“靠不住”，而“反直派在目前这个阶段不会有什么动作”，同时“奉张方面非战论者占据有力地位”，所以“当下天下的情况应该会比较稳定”。这两份报告，对于日本掌握中国时局，具有相当的价值，所以都在谈话后不久便被发往外务省。
1926年初，正值广州国民政府积极筹划北伐之时，胡于3月8日又与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谈论时局，分析了汉口、南京、上海及奉天等诸方面形势，其要点在于分析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蒋介石、杨宇霆、张作霖、冯玉祥等之间的关系，特别着重于分析冯、孙、蒋“三角同盟”与“张吴联合”两大派系间争斗的局势。谈话很长，但要而不烦，涉及人物虽多却条理明晰，可见胡作为一名优秀记者的卓越的大局观和对局势的洞察力。这份报告于8日（当天）以专电形式由芳泽上报外相币原喜重郎。
1929年冬，蒋、冯、阎剑拔弩张，中原战云密布，11月18日，胡又与驻汉口代理总领事原田忠一郎谈话，分析阎、冯、何（应钦）三方关系，告以“（冯、阎）虽然表面断绝了往来，但各派秘书每天两点在河边村见面，进行情报交换，以及其他事宜的商议。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副司令官就任等只不过是阎锡山演戏罢了”。而“何应钦与阎锡山之间没有隔阂，互相谅解，随着未来时局变化，应替蒋担任中央军统帅，急赴河南。阎锡山对时局的态度，将在不久西北军占领平汉线一重要地点时表明”。该情报于20日由驻华公使堀内谦介专电报告币原，并转发沪、宁、汉、粤、福、青、济、津、奉、吉、黑等各地日本驻华机构——日方对此情报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胡多次与日方“谈时局”，为日方分析中国局势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所以当胡有求于日方时，也获得了相当的关照。1926年，胡与张季鸾、吴鼎昌筹划续刊《大公报》，将社址选在天津日租界内。在续刊前，为了获得日本当局的支持，胡专门于7月6日出面拜访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日方给予胡很高礼遇，由时任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重光葵亲自陪同，一同拜访了全权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驻天津总领事有田八郎。芳泽于会面后专函外相币原报告此事，云：
本月6日胡霖与重光书记官来访。他们计划将日本租界内去年停刊的《大公报》用一万美元买下来，在盐业银行吴鼎昌、原上海《中华新报》主笔张炽章以及胡霖三人的经营下于近日复刊。因为《大公报》在日本租界内，特请日本总领事馆予以谅解，他会于近日赴天津面见官员，请求后援。因为大公报社原为相当大的报社，印刷机械等相当完备，Job Printing（原文）也有能力，吴鼎昌做名誉社长，一切编辑事务由张炽章负责，（胡霖）自己负责报纸的经营方面。因为国闻通信社也在好转当中，想在将来成为像日本联合通信社那样的机构，有必要进行相关机构以及人才的培养。第一步是这次购买《大公报》，凭着对军阀不偏不倚、严守中立、保持公正的态度，成为舆论的领导者。这一点望日本方面予以谅解。胡霖如您所知是眼下中国媒体业内最重要的国闻通信社的社长，见识经验十分卓越；吴鼎昌作为中国银行界的新人据说也有无人能比的分量；另外，《大公报》主笔张炽章曾经是张耀曾、谷钟秀等政学系的机关报纸——上海《中华新报》的主笔，时常着眼于大局，外交观点大气，在上海中文报界是让人啧啧称道的人物。上面三人都是日本留学生，而且都是同届生，与我方直接间接关系不浅。通过和胡霖接触，上文的描述您已经有所领略，胡还是想继续保持联络，张炽章最近也在天津做准备工作，可能最近要前往贵处访问，敬请抱有好意认真接待。
通过前述胡政之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当局通过中国报人的情报搜集活动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种情报搜集活动往往是以私人谈话的形式进行。其次，所选对象多是与胡一样有过留日经历的报人或是持亲日态度的政客，如前述1924年1月胡霖“谈时局”报告卷宗内就同时有张继与温宗尧两人“谈时局”的记录。最后，对于经常“谈时局”的对象，日本当局也会在许多方面予以特殊照顾。这种做法，一则可以保证有的放矢；再则可以使谈话对象放松警惕，更有助于挖到有价值的情报；三则也可以让谈话对象得到实际利益，从而更拉近双方关系。纵观这一时期的外务省档案，类似记录可谓比比皆是，日本在这方面用功之深，可见一斑。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自1884年之后，不少来华的日本报人，实际上是受雇于军方、外务省的情报人员。以宗方小太郎为例，他们学习中文，游历各地，但却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做准备，诸如刺探北洋水师驻地、淮军军营、清军关隘等处，所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张勋复辟都可以看到日本间谍报人的身影，而他们的行动无疑助长了日本后来的侵略扩张。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还收购了中文报纸《汉报》，将这一重要传媒操于手上，试图引导舆论，而一般中国读者根本发现不了所读报纸是受日本间谍操控的报纸。

此后，他们直接到中国各地创办报刊和通讯社，或收买、操控中国报刊、报人，以此影响新闻宣传和大众心理。20世纪30年代之后，日本间谍报人水野梅晓、鹫泽与四二、末次政太郎更是叫嚣对华侵略，或参与组建汉奸政权，留下了诸多罪行。

俞凡，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闻史。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获教育部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青年奖等多个学术奖励，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一般、后期资助项目等在内的多项课题。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近代日本对华新闻工作研究述评

第二节 近代日本对华的新闻工作与情报活动

第三节 本书基本体例及所采用的主要史料

第二章 宗方小太郎研究

第一节 岸田吟香与宗方小太郎

第二节 《汉报》馆主宗北平

第三节 辛亥前后宗方的情报活动

第四节 东方通信社时期宗方的情报活动

第三章 水野梅晓及鹫泽与四二研究

第一节 水野梅晓早期的在华情报活动

第二节 鹫泽与四二早期的在华情报活动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水野梅晓

第四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鹫泽与四二

第四章 末次政太郎及“末次研究资料”考

第一节 谜一般的末次政太郎和他的“末次研究资料”

第二节 末次政太郎的早年生活

第三节 初到北京的末次政太郎

第四节 成为外务省“嘱托”的末次政太郎

第五节 后期的末次政太郎

第五章 结语

第一节 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工作与侵华战争

第二节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中国新闻史档案资料评介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