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标准的二元建构

本书基于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角度，解构了刑事证明的双重本质，即刑事证明既是犯罪事实向犯罪构成要件演化的媒介，亦是证据材料向定案证据转变的过程，据此提出“二元结构”理论框架，从而将刑事证明标准区隔为“诉讼合法性标准”与“裁判合理性标准”，依此分别建立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合法性标准，以及事实裁判说理的合理性标准。通过程序规制与心证公开的协同机制，实现刑事证明标准的主客观统一。

寿媛君，1984年9月生，陕西西安人。2006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入职基层人民检察院承办刑事案件九年，其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15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2018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职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先后在《法学论坛》、《法律科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目录绪论 第一章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与外延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 （一）诉讼证明与证明标准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律规范 （三）刑事证明标准的演化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特征 （一）主观性 （二）客观性 （三）不确定性 三、刑事证明标准的外延 （一）证明主体 （二）证明对象 （三）证明责任 第二章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依据 一、哲学理论依据 （一）理性主义 （二）经验主义 （三）辩证唯物主义 （四）怀疑主义 二、诉讼构造理论 （一）刑事诉讼构造理论 （二）刑事诉讼构造模式 三、法学理论依据 （一）程序正义理论 （二）罪刑法定原则 （三）无罪推定原则 （四）证据裁判原则 第三章域外证明标准比较研究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源流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生成背景 （二）“排除合理怀疑”从道德约束走向规范约束 （三）“排除合理怀疑”与陪审制度 （四）“排除合理怀疑”与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耦合 二、“内心确信”的源流 （一）“内心确信”的生成背景 （二）从“神明裁判”到“内心确信”的演变 （三）“内心确信”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耦合 （四）“内心确信”受揭示事实真相的推动 三、“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的区别 （一）待证事实的内涵不同 （二）达到标准的程序不同 （三）耦合的制度结构不同 （四）嵌套的证据规则不同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契合“内心确信”标准 （二）我国现有的裁决方式与“排除合理怀疑”存在矛盾 （三）“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可以有限融合 第四章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源流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念变迁 （一）坚持探究实体真实 （二）实体真实标准的反思 （三）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并重 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演化 （一）从“神判”走向“人判”的证明标准 （二）发展多元证明方法的证明标准 （三）融入西方分权对抗诉讼理念的证明标准 （四）实体证明兼顾程序证明的证明标准 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实践样态 （一）个案的证明标准清晰度不同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不足 （三）借“常理”遮蔽心证过程 （四）司法解释客观化证据的证明力 第五章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嬗变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嬗变的表现 （一）语义模糊带来司法统一适用的争议 （二）同一证明标准与认知犯罪的递进性矛盾 （三）印证的客观标准消解心证的主观标准 （四）责任风险推动主观标准向客观标准漂移 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嬗变的原因 （一）泛化客观真实使诉讼证明陷入混乱 （二）犯罪构成的“平面”结构局限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 （三）司法责任的归责条款抑制裁判者独立裁判 （四）纠问化构造僭越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裁判功能 第六章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 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解构 （一）本体论——正视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观性 （二）认识论——程序性事实证明与实体性事实证明 （三）价值论——实体真实与法律程序的博弈 二、侦查阶段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 （一）侦查权与“事实清楚”的联系 （二）侦查阶段的查明标准 （三）侦查阶段查明的程序性规制 三、审查起诉阶段“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 （一）检察权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联系 （二）审查起诉阶段实体性“主张”的证明 （三）审查起诉阶段程序性“主张”的证明 四、审判阶段“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 （一）审判权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联系 （二）审判机关对起诉程序性和实体性“主张”的裁判 （三）审判机关裁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第七章我国刑事证明标准重构的二元进路 一、优化权责统一的司法责任制度 （一）司法行为视角的错案内涵 （二）员额制改革的完善 （三）司法管理机制的优化 二、证据制度的体系化重塑 （一）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的区隔 （二）“非法证据”认定的正当程序 （三）程序性制裁的规范化 三、裁判文书说理制度的完善 （一）裁判文书说理面临的困境 （二）裁判文书说理制度的目的 （三）裁判文书说理制度的完善 结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