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

☆ 一位横跨历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三个学科的学术巨人：作者查尔斯·蒂利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历史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研究的奠基人。霍布斯鲍姆称他是“备受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推崇的社会学家”。 ☆ 贯穿两条主轴：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央集权国家的建构。 ☆ 纵跨四个世纪：1598—1984年，这是法国走向近现代的四个世纪。 ☆ 精选五大地区：勃艮第，拥有富庶葡萄园但相对贫瘠的边境地区；安茹，古老的农业区；朗格多克，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广袤南方省份；佛兰德，位于边境但人口密集的商业区；法兰西岛，首都及其腹地。 ☆ 荣获两项大奖：社会问题研究学会“赖特·米尔斯奖”、美国社会学学会“杰出学术著作奖”。 ☆ 作者耗时三十年爬梳史料：穷尽官方档案和诸多时代人物的回忆录。 ☆ 览尽千万法国百姓的命运缩影，解剖法国历史和社会的深层矛盾：嘲弄权贵的酿酒农、拦截粮船的妇孺、走运私盐的士兵、盘踞山区的新教徒、目睹巴士底狱陷落的书商、节日庆典上的商贩、奔波求生的季节性移民、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人……

    《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是 “21世纪社会学之父”查尔斯·蒂利融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野心之作。全书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构为两大主轴，关注法国走向近现代的17—20世纪，精选勃艮第、安茹、朗格多克、佛兰德和法兰西岛等五个各具特色的地区，描摹了大时代背景下法国民众生活的真实图景。蒂利耗时30年爬梳大量史料，以诸多精彩案例，引领我们从1598年的外省乡村小酒馆，一步步走向1984年人头攒动的巴黎街头，全景展现了由钱袋、刀剑、面包、十字架、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所引发的冲突和变革。这是一部以民众为主角的法国近现代史，再现了法国波澜壮阔、曲折动荡的现代化征程，区域研究与整体比较兼备，可读性极强。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享誉学界的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被誉为“2l 世纪社会学之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主要研究社会运动、城市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曾荣获法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赫希曼奖、美国社会学学会终身成就奖、靠前政治学会卡尔·多伊奇奖等。一生著有50 余部著作，代表作有《社会运动，1768—2004》等。    汪珍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为二语教学、文化史、翻译理论和实践。编著或参编二语教材若干，在靠前外期刊发表二语教学和文化史方向论文若干，译有文化史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序言 ...... iii图片目录 ...... vii致谢...... ix缩略说明 ...... x章   民众斗争的挑战 ...... 1第二章   勃艮第战役 ...... 15第三章   四个世纪的法国 ...... 55第四章   安茹的危机 ...... 113第五章   钱袋、刀剑、面包和十字架 ...... 163第六章   图卢兹、朗格多克与启蒙时代的法国 ...... 217第七章   国家构建、资本主义和民众抗争 ...... 267第八章   从大革命到次世界大战的佛兰德 ...... 325第九章   革命与社会运动 ...... 363第十章   法兰西岛的节庆和斗争 ...... 413第十一章  政党、政权和战争 ...... 463第十二章  四个世纪的斗争 ...... 503资料说明 ...... 535参考文献 ...... 543

    阿迪预见了革命    虽说1785 年和1786 年确实发生了许多骚乱，但1787 年发生的冲突才真正接近了革命的边缘。国王及其大臣们于1787 年2 月召集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希望能绕过给他们添堵的高等法院，寻求能够减少已经超出预算的国债或为之注资的措施，并推行行政改革方案。但他们还是失败了。对王室的支持已经下降。例如，巴黎的渔妇们取消了在圣母升天（Assumption）前一日，即8 月14 日游行至凡尔赛向王后献花的惯例。根据阿迪的纪事，迫于警察总监蒂鲁·德·克罗纳的施压，渔妇们才于8 月25 日在圣路易盛宴上向国王致敬。    8 月中旬，国王再次下令流放巴黎高等法院，这次是流放到特鲁瓦。随即，他派自己的兄弟联合审计法庭和审理间接税案件的很高法庭（Cour des Aides）召开审判会议（lits de justice ，在这种会议上，国王可以直接武断地凭个人意愿向立法程序施威），目的就是使新赋税合法化。遭到流放的高等法院法官在抵达特鲁瓦时，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    法院书记员同往常一样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们焚烧法令，撰写煽动性布告，其他民众则在街头攻击警察的暗探。沙特莱的书记员提议占领法院，沙特莱全体议会也派出代表团向国王表示强烈反对流放高等法院。但与此同时，在法院和司法宫周围已经出现了巡逻的军队。有消息传来，波尔多的高等法院被流放到利布尔讷（Libourne）， 其他地区仍旧在职的高等法院法官们纷纷声援遭到流放的同僚。    9 月底，国王表示让步。他暂缓征收有争议的新税，改为增收旧税，接着召回巴黎高等法院。不出所料，司法宫周围开始了各种庆祝活动：大开店门，燃放烟火，焚烧卡洛讷（Calonne）的肖像等。当高等法院特别会议召开时，人们欢呼庆祝，渔妇们向回归的法官们献花。于是新一轮的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的对峙开始，主要围绕王室大额借贷以偿还日益增长之债务的问题。国王将亲王等贵族排除在审议会议之外，流放心存分裂的奥尔良公爵，批捕两名主要法官，目的就是削弱高等法院的势力。这种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巴黎。1787年年底，阿迪听说，路易十六派遣军队到利布尔讷，企图逼迫流放中的波尔多高等法院在两个都不能令人愉悦的决定中做出选择：一个是注册通过新颁布的法令（成立省议会），另一个则是解散。    高等法院没有妥协。1788年1月17日，巴黎高等法院派出正式的全权代表团去凡尔赛觐见国王，请求召回奥尔良公爵和释放两名入狱的同事。这是高等法院的次请愿，后来还发生过许多次，但所有的请求都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拒绝。3月初，从图卢兹传来消息，王室代理人批捕了该市高等法院的总律师（advocate general），并迫使高等法院违反常规地注册通过了新的税收法。图卢兹的民众声援高等法院，试图烧毁朗格多克军事指挥官的房屋。六周后，图卢兹王室代理人解散了一支王室军团，因为其中许多军官拒绝参加对高等法院总律师的批捕行动。    巴黎高等法院继续向国王提出严正抗议，而国王依旧对其不理不睬。阿迪的纪事中开始出现“即将发生革命”的说法—并不是指君主制将被推翻，而是指国王要撤销高等法院。5月4日晚上，王室警察试图在巴黎逮捕两名法官，但未成功。这两名法官就是分属高等法院不同调查厅的让·雅克五世·杜瓦尔·德埃普雷梅尼（Jean Jacques IV Duval d’Epremesnil）和阿内·路易·瓜拉尔·德·蒙萨贝尔（Anne Louis Goislard de Montsabert）。他们作为公开反对“大臣专制”（ministerial despotism）的，长期以来名声在外。5月3日，杜瓦尔策划通过了一项旨在维护高等法院权益的法兰西王国“基本法”纲要（Stone 1981: 30-31, 158-169）。    第二日，当高等法院代表团仍在凡尔赛徒劳地寻求再次抗议的机会时，王室的军队已经包围了司法宫。军队不准任何人出入，命令杜瓦尔和瓜拉尔法官投降。阿迪写道，高等法院的所有成员“一致高喊：我们都是杜瓦尔，我们都是瓜拉尔，要抓就把我们都抓起来吧 ！”（BN Fr 6686）然而，到5 月6 日，两名法官在发表告别演说之后就自首了。当他们乘坐马车离开时，聚集在司法宫附近的民众其实差一点就能成功地将他们解救出来。［两天后，一些年轻人从王太子广场一路追赶当时负责批捕的军官阿古（Argoult）伯爵。］犹如条件反射般，高等法院其他成员当即发出要求释放他们的正式请求。    这种对峙局面日益紧张。在5 月8 日凡尔赛召开的审判会议上， 高等法院明确拒绝注册通过王室关于重组法国法庭和财政管理体系的法令。这一次，阿迪开始使用“爱国者”来称呼国王的这些刚正不阿的对手。爱国者进行反抗的消息不断从图卢兹、鲁昂、雷恩、艾克斯， 尤其是格勒诺布尔（Grenoble）传来。在图卢兹，高等法院甚至将国王的传令官即奥尔良的监察官逮捕并驱逐出城。然而，关键的行动还是发生在巴黎：沙特莱的律师拒绝参加未经授权的审议，剧院里观众对颠覆性演出喝彩叫好，国王本人组建的军机处（Grand Council）成员发布宣言说保证不与提议的新法庭合作等。5 月25 日，阿迪提到一张贴在司法宫的海报，内容如下（BN Fr 6686）： 此宫待售， 法官待租， 大臣待绞死， 国王待退位。十天后，阿迪发表意见说：“在当前革命所导致的混乱形势下，王室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任何商业交易也不可能再进行。”（BN Fr 6686，1788年6月5日）警方与群众之间的小规模街头冲突日益增多。司法书记员继续充当攻击行动的先锋，但不再是孤军作战。例如在6月16日，群众迫使警察释放了在隆巴德（Lombards）街上被捕的外来农业工人。    传言称第戎、雷恩、波城和格勒诺布尔已经接近暴乱，更别提好几个高等法院发布了满含挑衅语气的宣言。阿迪听说，在格勒诺布尔，5,000名武装民众从山区下来，保护高等法院成员免受王室扣押，强制打开城门，将高等法院主席带回城中，洗劫了城内部分地区，并在街头与王室军队展开搏斗。上述事件发生在6月7日，后来被称作“砖瓦之日”（Day of Tiles）。7月，在巴黎，国王手下的人将几个来自布列塔尼的贵族代表关进了监狱。这些代表来巴黎向国王申述民怨，并着手组织声援力量。这几个布列塔尼人被关在巴士底狱，直到9月。城内有匿名海报贴出来，威胁说要发动全民叛乱。而且，阿迪开始注意到各省发生的封锁和抢夺谷物或面包的事件，已经有好些年都没发生过任何规模的抢粮行动了。巴黎市场上又出现了武装卫兵。巴黎城似乎回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的紧张形势。    8月，首席大臣洛梅尼·德·布里耶纳（Loménie de Brienne）辞职，内克尔继任，群众对此举行了靠前的热闹庆祝活动。27日，王太子广场上的民众观看了一场对枢机主教布里耶纳的模拟审判，象征他的是穿着主教袍服的人偶。阿迪写道：“民众将人偶带到亨利四世骑马像之前，让其双膝跪地，之后拖着人偶绕广场一周。接下来，向其宣读死刑判决书，并让其乞求上帝、国王、法官和人民的宽恕，然后用一根长杆将其高高举起以便所有人都能看得更清楚，很后将其扔进已经点燃的火堆之中。”（BN Fr 6687）这起事件的领头者—无疑主要还是法院的书记员们—还宣读了对拉穆瓦尼翁大法官的模拟裁决，因为政府试图进行的司法重组正是由他来负责。当晚，军队与年轻人在司法宫附近发生的争执造成了严重伤亡。    8 月28 日晚上，警卫队早早封锁了王太子广场的入口。（阿迪描述道，）“青年会在大批民众的支持下”攻击负责封锁的警卫队，杀了3 名士兵，另外造成约50 人受伤（BN Fr 6687）。到第二天晚上，警卫队找来许多年轻人同他们并肩对抗其他人。阿迪记录道：     晚上快7 点，步兵警卫队和骑兵警卫队接到不要出现在司法宫区域的命令。情绪高涨的年轻人在民众的支持下本就打算向警卫队公开宣战，看到警卫队不在现场，一下子气焰更加嚣张。年轻人开始在新桥和王太子广场聚集，附近及阿尔莱街（rue du Harlay）的沿街居民不得不关闭所有店门，点燃屋前所有的灯火。快9 点的时候，来自郊外圣安托万区和圣马塞尔区的民众加入当地民众，使人数剧增。混乱的局面愈演愈烈。他们燃放鞭炮，对周围居民已经造成困扰。但他们不仅于此，还在王太子广场中央点燃了巨大的火堆。他们在周边寻找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来加大火势，例如青铜马雕像附近的新桥岗哨亭、摆放橙子和柠檬的木质小贩摊柜，以及来自拉瓦莱码头（Quai de la Vallée）的家禽商人的货架。附近房屋随时都有可能被火势殃及。另外，他们还将现任法国司法大臣拉穆瓦尼翁的肖像扔进火堆烧毁，在烧毁前还要求他为自己的罪行做公开的忏悔。（BN Fr 6687）     黎明到来之前，河滩广场上还发生了大批民众与巴黎卫兵的对峙，造成七八人死亡（Rudé 1959: 32）。    因为民众随时都可能再次集结，新近又发生了攻击圣路易岛岗亭的事件，而且面包价格还在节节攀升，所以警卫小分队、法国卫兵队和瑞士卫兵队开始在巴黎市内的市场和公共集会点进行巡逻。9月5日，增援部队抵达。军队与平民之间的对峙在所难免地发生了。典型事件就是9月13日法国卫兵与一名柠檬水小贩在圣马丁城门进行的混战。当时，卫兵命令他离开，但他拒绝并获得了围观群众的支持。    第二天，拉穆瓦尼翁大法官被撤职，王太子广场上又开始了庆祝活动。［拉穆瓦尼翁是巴斯维尔领地的继承人，这块领地一度是朗格多克那名严厉的监察官拉穆瓦尼翁·德·巴斯维尔的驻地。所以当时的打油诗人将讽刺诗取名为“致巴斯维尔·拉穆瓦尼翁”（à Basville Lamoignon）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题目读出声的话，听起来像“打倒卑鄙的拉穆瓦尼翁”（à bas, vile Lamoignon）。六个月后，被撤职的拉穆瓦尼翁拿着来复枪在其巴斯维尔封地的中央自杀了。］这次焚烧的人偶不仅有拉穆瓦尼翁和布里耶纳，还有警卫队指挥官舍瓦利耶·迪布瓦（Chevalier Dubois）。一周后，国王召回巴黎高等法院，不仅在王太子广场，整个巴黎城到处是欢庆、游行、烟火和灯火通明的场景。高等法院在发布燃放烟花的令后，又立即颁布法令严抗争性集会。    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抗争性集会仍继续发生。有消息说，内克尔暂缓建设有争议的新的巴黎关税城墙（虽然暂缓建设的决定受到其他区民众的欢迎，但造成了4,000人失业），各省高等法院要重返家乡，新的显贵会议要召开，反抗街头警卫巡逻的民众抗争行动增多，面包价格节节攀升。然而在这一年剩下的日子里却再没听说抢粮事件的发生。    抢粮事件在1789年初春再次发生。在此之前，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在雷恩和枫丹白露发生争斗；西哀士（Sieyès）所著的小书《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暂时以匿名的方式出版，阿迪认为这本书“独特而有趣”（BN Fr 6687，1789 年2 月3 日）；传言在兰斯、土伦（Toulon）和南锡（Nancy）发生“面包价格导致的造反”（BN Fr 6687，1789 年3 月17 日和4 月3 日）。期待已久的三级会议也该召开了。4 月中旬以后，巴黎的60 个分区举行集会，选出代表并就他们的不满起草文件，接着召开全市范围的议会。当军队在巴黎市巡逻时，巴黎司法官吏（prév？té ）和子爵领地（vicomté ）上的第三等级在主教宫殿召开会议。在当时以及之后，巴黎第三等级都拒绝贵族参加其会议的企图，因为他们想暂时将各阶层的利益区分得清清楚楚。

序 言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本书的呢？这取决于如何界定“开始”。从30年前还是研究生的我次接触法国史，到1974—1975年的那个潮湿冬季，脑中构思着这本书的我埋首于档案资料，这期间的任何一刻都可能是“开始”。然而，要回答这项研究什么时候结束或者如何结束，就比较容易。1984年1月，我回到法国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想去查有关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罢工、集会和示威的那几箱资料，这几箱资料在前一年6月被“外借拍照制成缩微文献”，而我这次正好又赶上档案管理员罢工，没法再看档案，于是我的研究也就提早终结了。如今也不知道在那最后三箱资料中是否有一份档案能廓清所有问题或是证伪本书的主要论点。这份不确定加剧了这类研究本该有的紧张感。实际上，我一直都惴惴不安。多年以来，很多人都在帮助我查找必需的资料、组织材料并整理书稿。朱迪思·威廉- 波利特（Judith William-Powlett）是1962—1963 年在普林斯顿个为我提供帮助的人。次年，卢茨·伯克纳（Lutz Berkner）、詹姆斯·多蒂（James Doty）、琳恩·利斯（Lynn Lees）、特德·马格当（Ted Margadant）、安德烈斯·普拉康（Andrejs Plakans）、詹姆斯·鲁尔（James Rule）、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杰拉尔德·索立德（Gerald Soliday）、赛勒斯·斯图尔特（Cyrus Stewart）和我一起在剑桥位于塞奇（Sage）杂货店楼上的图书馆里埋头苦干。［他们中大部分人最早是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为我引荐的，为此我一直对他心怀感激。］自那时起，总是有些人在为我收集、整理或分析资料。我要感谢每一位合作者，绝不可能只提及几个人而忽略另一些人的贡献。不过，我要单独感谢一个研究机构，那就是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组织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So Organization）。就在佩里学院（Perry School）那座简陋但雅致的大楼里，我的研究课题持续了15 年之久。在研究中心，我的同事、合作者和朋友们合力营造了一种适合研究、讨论和学习的良好氛围。最近几年，既是中心研究员又是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给予了研究中心不可或缺的各种支持。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希拉·怀尔德（Sheila Wilder）优雅亲切地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并时常为本书的成书提供帮助。还有其他许多教职员工和研究生都积极投身于研讨会、基金筹集、排球比赛、深夜讨论会和各项研究。在此谨向研究中心的所有人表达我的友爱和谢意。我还要感谢对本书不同部分提出批评意见的罗恩·阿明扎德（Ron Aminzade）、罗德·阿雅（Rod Aya）、威廉·贝克（William Beik）、大卫·比恩（David Bien）、朱莉安·登特（Julian Dent）、琳恩·伊登（Lynn Eden）、史蒂夫·弗雷泽（Steve Fraser）、沙伦·凯特林（Sharon Kettering）、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M. J. 梅恩斯（M. J. Maynes）、莱斯利·莫克（Leslie Moch）、罗贝尔·施奈德（Robert Schneider）和厄让·韦伯（Eugen Weber）。（他们中没人完整地读过本书，所以书中如有任何谬误，都由作者本人负责。）弗兰克·史密斯把自己的写作和一大摞亟待回复的学生论文搁置一边，先为我写了一篇精彩的读者评论。艾达·唐纳德（Aida Donald）给我提供了优秀的编辑指导意见。安·霍索恩（Ann Hawthorne）娴熟地梳理了我在文本中出现的错误。特西·刘（Tessie Liu）、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和路易丝·蒂利（Louise Tilly）分别将他们所做的有关曼恩-卢瓦尔（Maine-et-Loire）、军队和诺尔（Nord）档案的研究记录借给我参考。至于研究基金的支援，我要感谢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密歇根大学霍勒斯·拉克姆研究生院（Horace Rackham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本书章和第二章最早以《勃艮第的聚众事件》（“Getting It Together in Burgundy”）为题发表在期刊《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 4（1977），479-504］上。第五章的部分材料出现在论文《法国17世纪的日常冲突和农民叛乱》［“Routine Conflicts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in Robert Weller and Scott Guggenheim, eds., Power and Protest in the Countryside,（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第十二章的某些部分改编自论文《欧洲的群体行动和暴力：历史性比较和思考》［“Violenza e azione colletiva in Europa. Riflessioni storico-comparate,”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Gianfranco Pasquino, eds., Terrorismo e violenza politica.Tre Casi a confronto: Stati Uniti, Germania e Giappone（Bologna: IlMulino, 1983）］和《没有选举、调查或社会运动也要说出你的心声》［“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s, or So Move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1983）, 461-478］。除非特别标注，本书中所有法语资料的英文翻译都由作者本人完成。路易丝·蒂利忙于自己的著作，无暇给予本书直接关注。但是她和我都明白，这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她的宽容、合作和精神支持。为此，也为其他种种，我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