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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风物.闽南/范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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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福建南部,山海之间,一片繁华之地。独特的方言文化、民俗文化、族群文化、海洋文化,造就了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闽南文化。《地道风物·闽南》专辑,深入闽南进行采访,把这个古老中国海上窗口在漫长岁月中的丰富细节,如画卷一般徐徐呈现,既为读者展示闽南人的生活与记忆,也为读者理解海上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范亚昆,《地道风物》内容总监。长期为靠前人文地理、影像、旅游类杂志担任特邀撰稿人,关注靠前的人文地理、地方文化、风俗手艺等领域,并因此足迹遍布各地。

向海而生的闽南人,于未知中求生存。大海既塑造他们务实耐劳、勇于冒险等性格特点,也赋予他们对于人生“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与乐天的态度。既然人生际遇比大海还要变幻莫测,既然“无常”才是日常,那么,“人生海海”“欢喜就好”。

    从泉州港、月港到厦门港——闽南海洋文化重心的迁移雨夜。出租车从水门巷拐进竹街,街道狭窄而老旧。我撑着伞下车步行。“市舶司遗址?就在水仙宫,前面过了桥右拐。”杂货店的老板热情地说。没走多远,果然出现一座小桥和水沟。水沟犹如深巷,草色暗绿,流水哗哗。沿沟边小路走上数十米,看到水仙宫横跨水沟之上,墙边立着石碑:宋泉州市舶司遗址。昏黄的路灯下,水仙宫紧闭,雨点打在宫前铁皮屋顶上,铮铮作响。据记载,福建市舶司设立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元朝仍之,明成化十年(1474)迁往福州,在泉州延续了387 年。市舶司是类似现代海关的官方外贸管理机构,正是在它的存续期间,泉州港大放光芒,以刺桐港闻名于世。想当年,这条水沟,或者说内河,应该更大。一艘艘远洋归来的木帆船从晋江驶入笋浯溪,再通过内河鱼贯而入,来到福建市舶司查验、完税,才被允许卸下异域货物。水仙宫应该是后来的建筑,出现在这里并不意外。福建海神众多,包括通远王、妈祖、水仙宫、真武大帝等,都有保佑海上平安的功能。出海之祈风、求福,回港之还愿、答谢,船员都要与神明交流。闽南人的航海故事,在这个夜晚,化作了阵阵冷雨,澎湃不息。我该如何讲述呢?泉州人大航海今天被称为闽南的地区,包括福建南部的泉州市、漳州市和厦门市,又称“闽南金三角”。福建全境皆山,但闽南负山面海,拥有福建“四大平原”中的两块——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和晋江下游的泉州平原,自然条件很为优越。闽南还是一个文化单元,厦漳泉三地的1000 多万人口,都说闽南方言,风俗相近,被称为闽南人、河洛人或福佬人。闽南地区的很早居民应该是闽越族。汉武帝灭闽越国后,将闽越人迁徙一空。三国以后,汉族入闽,从闽北、闽东南下,东晋已经抵达泉州,所以有“晋江”之名。隋唐之际的泉州地域辽阔,差不多等于整个闽南。公元686 年,唐朝割泉州南部、潮州北部地设漳州,闽南地区两大板块粗具雏形。泉州港很早就开辟了海外航线。唐代记录有名僧人的佛教史书《续高僧传》说,南北朝时期,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想回国,辗转来到梁安郡(泉州),再搭商船出海,很不幸,他的船只很后又飘回了广州。到唐代,泉州港已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与交州、广州和扬州齐名。北宋,因为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堵塞,宋廷乃致力于开拓东南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港趁势而起。苏轼称:“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经过数百年的开发,泉州地区人满为患,许多人被迫向海洋讨生活。北宋诗人谢履《泉南歌》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个时候,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北宋开始使用指南针,这意味着海船可以远离海岸,横渡大洋。远洋贸易船——福船已经成形。福船又称福建船,是我国帆船时代的三大船型之一,特点是底尖面阔,首尾高昂,具有水密隔舱,特别适合越洋贸易。宋代吕颐浩《论舟楫之利》称:“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福建的造船水平靠前全国。宋代泉州商人扬帆出海,无远弗届。他们北上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南下交趾(今越南北方)、占城(今越南南方)、阇婆(今印尼爪哇岛)、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真腊(今柬埔寨),更利用优越的航海技术,横渡印度洋,同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海岸进行贸易。称泉州港“梯航万国”,当然夸张,但仔细盘点,也接近“梯航百国”了。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31个;1225年,赵汝适写《诸蕃志》时,增加到了57个;元代,成书于1349 年前后的汪大渊《岛夷志略》,泉州港的贸易伙伴增加到98 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一个全新的海洋世界,敞开在泉州人的面前。数十年后,明朝以倾国之力打造的伟大航行——郑和七下西洋,不过是重复宋元泉州民间海商开创的旧航线而已。泉州港的鼎盛时期是南宋和元朝。公元1127 年,金兵攻陷汴梁,宋高宗迁都临安(今杭州),泉州突然变成了地近京畿的港口。公元1129 年,朝廷移南外宗正司于泉州,随之而来的339 名皇亲国戚,成了消费进口品质品的主力。泉州港一举超越了历史悠久的广州港。宋元鼎革,泉州港没有经受战乱,继续保持繁荣到元末。元代,两位周游世界的大旅行家见证了泉州港的盛况,并留下记录。1292 年,马可·波罗一行从福州出发,“到第五日晚上,抵达宏伟美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刺桐是世界优选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1347 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也来到刺桐港,他描述说:“渡大洋鲎,所至城,即刺桐也……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优选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

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里的中国古代的中国人,不太喜欢面对“海洋”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帝王的眼中,海是疆土的自然边界,是贬谪获罪官员的去处,或是逃难时的茫茫绝路;更多生活在内陆的古代人,对海洋始终缺乏想象,只能用“天涯海角”来形容自己终生不能抵达之处。放眼中国沿海,像闽南这样山区密集、除了出海几乎无路可走的地方很少。因此,从中原的角度看闽南,大抵逃不开三个特点:边缘、偏僻、生存艰难。不过,在闽南人面前,海洋是敞开的。对他们而言,尽管海洋意味着无常,仍然是值得用生命去开拓的一条道路——在中国,闽南人可谓最有海洋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他们视野开阔,不畏艰险,并且,他们真的看得见海上的路线。诸多九死一生的经历来不及讲述,如今只见,海外最古老的唐人街,其实大都是闽南风格的。在闽南,帝国中央的大陆视野与闽南人的冒险精神相互影响,造就了闽南的很多风景。除此之外,闽南又为中国敞开了一个窗口,海洋深处那些影响了世界进程的风由此而入,进而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里的中国。泉州:“东方大港”与阿拉伯人的海上乐园如今的闽南三城(厦门、漳州、泉州)中,泉州作为出海的港口,在唐代已经成名。不过,因泉州通往内陆的交通不便,在帝国的视野中,它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受到的重视始终不能与交通便利的广州港比肩。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宋元时代的泉州海商万户、竞渡千帆,在旅行者的眼中已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马可·波罗描绘其为“世界大港”,另一位比之更早的意大利旅行家则称赞其为“光明之城”——泉州港获得出人意料的大发展,是大陆视野与海洋视野在闽南的次交锋与错位。这一次交锋,从海洋上投来目光的,是阿拉伯商人。彼时被中国称为“大食”的阿拉伯帝国,存在时间大约与中国的唐宋同期。在帝国出现之前,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就已经占据东西方商路要道,他们早有重商传统。英语中的“支票”“银行”等商业词语均来自阿拉伯语——至今通行于世界的诸多商业逻辑和规则,早期都是由阿拉伯人创立的。阿拉伯人在7 世纪建立起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同时开启了阿拉伯人的大航海时代,取代了早期来往于东亚海域的印度和波斯商人。阿拉伯故事《辛巴达历险记》中,辛巴达的海上冒险即阿拉伯海商积极开拓海洋贸易网络的一个缩影。在阿拉伯人编织的海上网络中,中国泉州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它不但扼守中国和东亚海洋的交通要道,并且因为远离中央政府,更加容易融入海上自由商贸体系之中。许多阿拉伯商人就此在泉州定居下来,他们在泉州留下的最显著的遗迹,就是建于11 世纪初的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清净寺;阿拉伯人当时先进的造船技术也为中国船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宋代在泉州设立管理港口贸易的市舶司,掌领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漳州月港:中国的海禁时代,遇上了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明代是中国实行海禁最严厉的时代,国人禁止出海,泉州港迅速衰落下来。生存资源的匮乏,迫使闽南人甘冒海禁之风铤而走险,继续在海洋上讨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毗邻泉州的月港后来居上,成为帝国优选的一个走私港口。彼时的帝国中央政府,对月港贸易并非全然不知。然而,封闭不能使帝国阻挡世界潮流的影响,来自月港的一种重要资源,正在日益成为支援帝国经济的一条生命线,那就是白银。中国很早就有使用白银作为交易货币的历史,但构建欧亚大陆上的白银流通体系的,是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且重视商贸的元帝国,白银从此成为远距离商贸的硬通货。阿拉伯帝国和元帝国衰落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了东西方商贸要道,此时远在西方的欧洲人为了打通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不得不绕开传统商路,踏上了全球大航海之旅,并因此发现了美洲大陆。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由此将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东方,中国优选的一个白银输入地就是明代的月港。实行海禁的明代中央政府也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海上活动,郑和代表帝国开启了远洋行程,巩固了海外的朝贡体系。在帝国的视野中,中央政府所在之处仍是天朝上国,居于世界的中心;此刻,在西方人的视野中,让中国与大航海时代产生更深刻联系的,却是闽南那个小小的月港。在南洋: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只有一件事赢不了明朝中期以后,闽南人在海上舞台扮演了很多角色——水手、走私商、海盗、合法商人、海外移民……他们一往无前地在海上拼搏,建立起了覆盖东南亚的华商网络。然而,“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只有一件事赢不了:他们始终是全球贸易网络的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中央政府的视野无法延展到海洋,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海商一旦出海,就脱离了与帝国政府之间的管辖关系。闽南人即使在南洋建立起庞大的商贸关系网络,背后也缺乏政府的支持,因此被称作“没有国家的商人”。闽南人在海外的凝聚力,来自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和妈祖信仰。海外贸易和移民环境险恶,宗乡观念使闽南人能够相互扶持、共度险境,这是缔结海外商贸社会网络的基础,却无法形成广泛基础上的共识和更紧密的组织形式,因此,在南洋的闽商有商贸网络却要依附于欧洲人宏大的贸易系统,有社区基础却要受制于所在地的政治环境。在广阔的海洋上,复杂的商业技术成为全球化贸易的依托,而商业技术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技术。在贸易中,具体的法律案例可以通过公认的法律技术来明晰产权和法律权责,从而建立起可以应用到陌生人之间的信用结构,形成更广泛的、可以持续拓展的贸易网络。在海洋贸易中后来居上的英国人,正是在海洋贸易的开拓中不断发展其法律技术,逐步建立后来通行英美的普通法系,从而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导者。这套法律系统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内政与外交高度联通的政府,及时有效地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调整并形成条文——从根本上来说,当时的闽南商人和中国政府不具备这套技术能力。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海权理论日益成为海洋国家的共识——谁掌握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就是变相控制了世界。在海洋国家眼中,中国拥有巨大的自由贸易市场,而中国政府对海洋规则却一无所知、无所作为,结果就是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古老中国被迫卷入全球体系中,就此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古老中国一直拥有闽南这扇窗,而海洋上的风竟来得猝不及防。在“陆地―海洋”的双重视野下,闽南的许多不同于内陆的风景都更加容易被理解和阐释。这一次,《地道风物·闽南》专辑深入闽南进行采访,将这个古老中国海上窗口在漫长岁月中的丰富细节,如画卷一般徐徐呈现,为我们展现了闽南人的生活与记忆,也为我们理解海上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商品参数
基本信息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9624567
条码 9787559624567
编者 范亚昆
译者 --
出版年月 2018-02-01 00:00:00.0
开本 16开
装帧 平装
页数 247
字数 205
版次 1
印次 1
纸张 一般轻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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