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昆虫记 中小学生阅读丛书

《红星照耀中国》
？教育部八年级（上）语文教科书名著导读指定书目

《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曾译《西行漫记》）自1937年初版以来，畅销至今，而董乐山译本已经是今天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经典读本。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  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红军将领的情况。
《昆虫记》
    1879年，56岁的法布尔总算买下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那是一块不毛之地，无法耕种，只能长满杂草。但这是法布尔梦寐以求的天堂，因为它可以成为昆虫的家园。直至去世，法布尔都住在这里，继续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笔记，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
    法布尔是个奇特的人。
    一个人耗尽一生观察“虫子”，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且专为“虫子”写出两百万字的大书，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笔下的“虫子”，像人一样多彩多姿，活得有滋有昧，．令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秘。
    奇迹般的作品，出自奇迹般的人。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这个性格腼腆的法国人，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神学、数学、自然科学的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在绘画方面无师自通，留下的许多菌类图鉴堪比专业水彩画家的作品；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专著；作为教师，他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留下了许多诗歌，被人亲切地称为“牛虻诗人”。《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才华，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
    可以说，《昆虫记》在人类历目前是少见的。
    这部作品中，令人赞叹之处比比皆是。比如对蜣螂(俗称“屎壳郎”)的描写：
    当一个蜣螂做成了一个球，便会离开在场的其他同类，独自把劳动成果向后推去。这个时候，一个还没开始工作的邻居跑过来帮着球的主人一起用力推。对于这种帮助，球的主人肯定是欢迎的。但是，它真的是热心的伙伴吗?不，他是一个强盗。要知道不下苦工夫和没有忍耐力是做不成圆球的，而去偷一个或者抢一个那就容易多了。所以有的盗贼就会用很狡猾的手段，甚至是暴力，去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有时候，从天而降的盗贼会将球主人击倒在地，然后蹲在球上。前腿放在靠近胸口的位置，摆出一副准备打斗的姿势。要是球的主人不甘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被霸占，上前来理论的话，这个强盗就会给它一拳。球的主人爬起来后就去推自己的球，想赶快摆脱纠缠。这时候，两只蜣螂之间不可避免要有一场角斗。它们会腿与腿相绞，关节与关节相缠，互相撕扯，它们互相冲撞，摩擦的甲壳会发出金属摩擦的声音。激烈的打斗结束后，胜利的一方会爬到球顶上，而失败的一方则默默离开。
    几千年来，在世界各地，见过屎壳郎的人不计其数。可是谁会像法布尔一样，这么细心地观察、精心地描绘呢?像这种观察和描绘，法布尔在上千种昆虫身上进行过，观察的结果都记录在了《昆虫记》中。
    昆虫的世界，是真实、生动的，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昆虫还是人，都要面对本能、习性、劳动、婚姻、繁衍和死亡等问题。《昆虫记》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以及对万物的赞美之情。活泼、诙谐的语句中，充满了盎然的情趣。
    自从1923年周作人将《昆虫记》介绍到中国，近百年来，译本繁多。原法文版《昆虫记》共十册，约二百万字。由于篇幅过长，且部分内容比较学术化，不利于读者阅读，所以我们进行了选择。所选篇幅，都是*妙趣横生的，体现了法布尔的*高水平。

《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美国有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董乐山，翻译家，作家。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6年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红星照耀中国》等均有广泛影响。
《昆虫记》
    亨利·法布尔（Fabre.J.H.），法国博物学家、昆虫学家、科普作家，被雨果誉为“昆虫世界的荷马”。法布尔生于法国南部小镇圣菜翁，为家中长子。7岁开始上小学，后因家庭收入拮据，被迫辍学：辍学后当过铁路工人、卖柠檬的小贩。虽然生活艰辛，但法布尔并没有放弃追求知识，坚持自学。在19岁那年，他考进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获得奖学金，并获得教师文凭，之后展开了他漫长的教学生涯。在教学、著书之余，他继续自学，先后获数学、物理学学士学位。1855年，法布尔获得巴黎科学院的博士学位。1878年《昆虫记》**卷的出版为他赢得了广泛韵声誉，欧洲各国的科学院纷纷邀请他担任名誉院士，罗曼·罗兰、梅特林等文豪向他致敬。此后的四十多年间，法布尔勤耕不辍又陆续出版了《昆虫记》第二到第十一卷。

《昆虫记》
《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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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见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有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靠前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南京通缉名单上的**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真的已经死了吗？*，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P2-5
《昆虫记》
    

    **章  蜣螂
    蜣螂**次进入人们的生活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时间。在古代埃及，农民在春天灌溉农田的时候经常见到这种昆虫。它们黑黑的、肥肥的，忙着向后推着一个圆球形的东西。这个奇怪的圆球让古代埃及农民感到很惊讶，同今天这里的农民一样。
    这个圆球被古埃及人想象成了地球的模型，并且蜣螂的动作也与天上星球的运转相合。因此，他们认定这种甲虫一定掌握了很多天文知识，便给它取名叫“神圣的甲虫”。当时他们还认为蜣螂滚的圆球中装满了自己的卵，小蜣螂也是从那里面出来的。但是他们错了，大多时候里面并没有卵，不过是一个食物储藏室而已。
    你要是认为这是什么可口食品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蜣螂的工作，是把各种污物从地表上收集起来。这个食物球便是用它收集到的垃圾搓卷起来的。
    蜣螂扁平的头前边长着六只尖细的牙齿，它们呈半圆形分布，就像是一种弯形钉耙。无论是刨除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还是收集自己挑拣好的食物，蜣螂都要靠这些牙齿。它的前腿也是**有用的工具，这些弓形的前腿不但**坚固，而且还在外端长了五颗锯齿，蜣螂就是用它来搬动一些障碍物的。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蜣螂制作圆球的步骤。它先是左右转动带锯齿的臂，扫出一块小小的空场，把自己收集来的东西堆放起来。然后，再用四只后爪去推。蜣螂的腿又长又细，尤其是*后的那一对，形状略弯曲。
    ……
    

《红星照耀中国》
中文重译本序
胡愈之
本书作者斯诺的姓名是中国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为了未读过和已读过这本书的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这本书，对这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经历以及写作《西行漫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作概括性的介绍，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诺在一九○五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坎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往后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信员。一九三○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这四个月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所证实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除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在中国人民中间，《西行漫记》和斯诺这个姓名是不可分离的事。虽然早已没有必要再用这个隐晦的名称，但是为了保存初版的本来面目，现在的重译本仍然用《西行漫记》作为书名，是恰当的。
由于他在西北红色区域四个月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他的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探索和报道。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诺对于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这以后他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困难了。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看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直到一九六○年六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和、进行了会谈。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又接见了他。一九七○年十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同会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这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那一次会上对、陈伯达一伙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假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两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适当的。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在斯诺的一生，除了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极大部分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后，他还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由于抱病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审订。
但是所有后来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记》相比拟。即使是杰出的报告文学，在事过境迁之后，往往成为明日黄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它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记》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部分引用了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以外，都是他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斯诺西北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一九三六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等人所做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做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现在的中译本根据英国戈兰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译出，同一九三八年复社版中译本所据原书是相同的。复社版当时未译第十一篇中的《那个外国智囊》，现在补全，这是很好的。从内容来看，这一部分是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叙述和分析，大部分资料是从当时和及其他领导同志谈话中得到的。现在看来，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显然，斯诺在当时还没有机会读到正在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在本书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宁的这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9页。
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今天，在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日子里，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四十三年前这样一本书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