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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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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长篇小说《大波》的版本主要分为两个系统:其一为中华书局1937年版《大波》,通称“老版《大波》”,全书分为上、中、下卷,近五十万字。其二为1949年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大波》,通称“新版《大波》”,是作者各种原因所作的重写本,共分四部,重新写作的部分达四十余万字。本书是根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华书局初版整理。原版将作者注释置于每章末尾,今一律处理为当页脚注,并由编者适当增写了部分新的注释。老版《大波》以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小说笔法,巧妙、智慧地从饮食男女和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入手,围绕黄公馆黄澜生和盐市口伞铺老板傅隆盛两大线索,连接起庙堂与江湖的各个层面,以繁复线索上的事件和人物活动来展现波澜壮阔的四川保路运动,以各阶层人物的视角来客观展现、审视这场革命风潮的本质。

李劼人(1891—1962),原名李家祥,成都人。中国现代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代表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

目录上? 卷第一部份 ...............................003第二部份 ...............................057第三部份 ...............................120中? 卷第一部份 ...............................163第二部份 ...............................234下? 卷第一部份 ...............................345第二部份 ...............................462

    月色甚好,把行人稀少的街道,好像浸在清水里。天空是暗蓝的,几片白云,衬着月光,格外的白,格外的亮,并且时时都在变花样。初夏的夜风,凉凉的吹在脸上,的确比在戏园里自己用扇子扇着,加十倍的舒服。每百步之遥,一盏菜油街灯,——大家都呼之为警察灯,因为自光绪三十年开办警察时,才有了这个创举。——豆大的灯蕊,就不摇摇欲灭,也太不好意思去与明月争光,不过市民既出了灯油捐,警察先生总不能不要它负责,非到五更,是不许罢明的。走到更宽的新街,行人更稀少了,两边卖陈衣,卖皮货的老陕们,早都紧闭铺门,高卧了。黄澜生抬头把广阔的青空一望,星光很稀,并且都闪闪灼灼,真如儿童们所唱“星宿儿,挤眼睛,”的样子。几条电线,界画在空间,仿佛蓝纸上打的格子,这是甲午以后,厉行新政很早的特征。此外,便是机器间的汽哨了,那是要在白天才听得见。夜里之有汽哨,是近三年劝业场开后,附设的一个直流电灯公司成立以来才有的,但一定要在十一点钟,熄灯时才放。夜气甚凉,简直不像初夏气象,又那么和平静穆。不说黄澜生,就任何人来,也断不会在这样的空气里,嗅得出一点儿快有大变动发生的臭味。然而这几天,恰是铁路风潮将要展开扩大的时候。原因是四川省的铁路,在光绪二十九年,全国举行新政时,四川总督锡良,按照鄂湘等省的办法,奏请由川人自办。款项哩,则分股征集,绅商股由绅士与商人自由认购,民股便按全省田亩税租摊派,有从年收租谷十石以上起股者,有按照粮款勒派股银几两者,其一二钱不能成股的,则合为地方之公股,约计每年民股所入,在二百万两以上,接近由绅士们所组织的铁路公司收集,放存商号钱庄。几年之间,据闻已达一千五百多万两。不过顶大多数的人民,只晓得是铁路附加,奉命出钱,股票是没有看见过,股息是没有领取过,帐目更是不该晓得;虽然有奏设的股东会,有股东会所组织的董事局,还不是那几位有名的绅士,你公举我,我公举你担任了。并且都是不懂数字的一伙老酸,纵然按期到铁路总公司开起董事会来,也不过领领舆马费,吃吃好菜,谈谈闲话,看看永远弄不清楚的帐单,而一塌糊涂的收支,除了成、渝、宜、沪一伙经手的职员先生们自己明白外,惟有全知的上帝才明白。虽说全线共长三千里,估计共需款项七千万元,但是民股业经集到千万两以上,到底该动工了呀,何以迟至宣统二年十月,才在宜昌动工,修到宣统三年三月,开支了四百几十万两,始将由宜昌至万县的路基,建筑成二百余华里?其故便在动工以前,先有了一番争论的好处。四川省的铁路线,是东起湖北省的宜昌,西迄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沿着扬子江上游一段,与湖北省东部干线衔接,直通汉口,所以又称为川汉铁路。川汉铁路在川省界内一段,由宜昌到重庆,沿江重山峻岭,溪谷回合,打洞架桥,工程太大。后来虽测定不走夔门三峡,而由湖北省的施南利川,绕道西上,然而运材构工,终属很费时费事的。所以四川铁路,据各专门家说起来,要以这一段花钱很多,建筑很难,费时也很久。但这一段恰是四川的咽喉,以前就苦于咽喉太狭小,并且常常发炎,有时不但吞吐维艰,甚至出气都困难。设若一旦把铁路修通,那吗,百体皆和了。即以运货而论,把四川土产集中重庆,由火车运至宜昌,纵然宜汉铁路尚未完成,然而轮船是方便的,可以免却三峡中凶滩恶水的惊恐损失。至于把外货运入,其安全方便,更不可以言语形容了。因此,一般有见识的先生们,便出而主张动工时,宜先修宜昌到重庆的宜渝段。但是,讲办新政,总该先从效果上着眼,收效是一层,而从速又是一层,善施政者,理应兼筹并顾。况乎民性偷惰,难与图始,所以在提倡之际,要人民能够兴起,努力输将,很好的办法,是检容易着手,容易成功的,先做几件标榜出来,叫大家看看,该不是空谈欺人罢!然后倡办其次的,大家也才相信,也肯出钱。四川铁路,以重庆至成都一段,很为平坦,很为不费事,很少花钱,仅仅八百多华里,分段赶修,不出三年,可以修成。估量现集之款,已经够了,况又在腹地,正是丝、茶、糖、油、土产很富之区。三年内外,人民既得了大便宜,则建筑艰险的第二段,不但工人熟悉了,就叫大家一口气把钱拿出,也愿意呀!重庆以下的水路,诚然很险,但是终可以想法行驶小火轮的,——那时,我们无形中所利赖的一位英国船主,尚未把川江水流同滩险测量研究清楚,而他特为川路公司所计画的特殊机器,特殊建造的川江靠前只商轮蜀通号,是在宣统二年洪水时节才航行的。——则运材运货,总比在重庆以上,用驼马,用小木船,缓缓搬运的方便得多!因此,另一般有见识的先生们,也出面主张动工时宜先修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一段。四川铁路,比如是个病人,两派先生,比如是医生,各人看的病既不相同,自然且不忙开方子,先来一个争吵了。到底主张先修宜渝段的理由要充分些,言论要精湛些,势力也要大些,后一派才让了步,才同意委定李稷勋为宜昌铁路公司,而将全国闻名的大工程家詹天佑聘为名义上的总工程师,据帐目上说,每月致送的薪水是一千二百两。于是四川铁路,才由宜昌的东山铁路坝开了工,缓缓的建筑起来。预言家说:四川铁路,定有修成功的,那呢?猴子幺年的!不幸横祸飞来,上海正元各钱庄倒闭,连带四川铁路路款,也着倒去了二百多万两,这还不要紧;跟着是宣统三年太阴历的四月十一日,由宣统皇帝溥仪溥先生的生父,清朝第二个摄政王,载沣载先生听了阁臣的进言,把光绪三十四年给事中石长信奏参路弊的折子,交部议决;复根据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覆奏,在北京的皇宫中下了一道上谕曰:邮传部奏,遵议给事中石长信奏,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支路办法一折,所筹办法,尚属妥协。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成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谘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销!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着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谕,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该管大臣勿得依违瞻顾,一误再误!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特此通谕知之。钦此!这一道上谕,便是这次大变动的爆炸弹。是时,清政府已经商借得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一千万镑,日本横滨银行一千万元,作为考定币制,振兴实业,推广铁路之用。同时并把川汉铁路线由宜昌至夔府一段六百华里,画为国路干线,收归国有。夔府至成都一大段,仍为民营支路。谕派端方端先生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同时并由邮传大臣盛宣怀,同督办铁路大臣端方,两位先生,合电咨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王先生,切实查明川路公司未用股款,实有若干?现存何处?已用股款,实计若干。并说度支部已商定了处理四川铁路股票的两种办法:“一、该公司股票,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换国家铁路股票,六厘保息;须定归还年限,须准分派余利,须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抵押。二、该公司股票,如愿换领国家保息之股票,则该公司历年虚糜之款,除倒帐外,准不折扣股本,俟将来得有余利,再行分别弥补,以示体恤。”这一道电咨,便是爆炸弹的信管。要生生夺去在掌握中的经济权,要查帐,这个真非拼命不可了!不必要等湖南谘议局电请四川谘议局据理力争,不必要等宜昌董事局电请四川谘议局开会协争,一般明的暗的绅士们,早已大声喧哗起来:“反对国有!誓死反对国有!”谘议局呈请护院代奏,请收回成命,着一个奉旨申斥!铁路公司呈请护院代奏,请取销国有,着一个应勿庸议!而住省各法团,以年龄很大,资格很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衔编修伍肇龄的名义领衔,又来了一个“为吁恳电奏事”的呈文。说是京外股东们,一听见商办干路,收回国有,已经“闻命惶惑,愤激异常!”又奉上谕,叫川湘两省“刊刻誊黄,停止租股,”又听见政府已先派员接收,于是“人心益形愤激!”总意是,请旨饬下邮传部与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且等闰六月十二日开了股东特别大会,议决办法后,再行请旨定夺。末后的恐骇话,不外“民心浮动,岌岌可危,”“股东误会,人民愤极,贻误后来不浅!”同时,一家报纸上,也由一个正在中学读书的少年,做了一篇激刺性很重的“恭注四月十一日上谕”的文章,来向人民呐喊。然而爆炸弹的信管毕竟还未点燃哩!只管说“民心浮动,”“人民愤激,”到底是笔尖上的话,而浮动愤激的,仍只顶少数的一伙明的暗的有作用的无作用的绅士。于何以见之?于此时此际,依然在寻乐的黄澜生的消闲态度上可以看出了。他不但特别欣赏了李老幺的嗓子,并且当此良夜,心头更有点飘然,十余年前的心情,大有复活之势。不向他身畔同行的楚子材提议道:“月色太好了!我们喝一杯酒去,好不好?”楚子材是他的一个表侄儿,刚满二十一岁的一个对什么都是恍惚的少年。老家住在省城西南百里外的新津县城内。三年前就已在省城一个有名的中学堂读书了,因为亲戚关系,而黄表叔又不是一个吝啬的有钱人,每上省来,送一份乡土间特产,于是星期六日出学堂来,总在他家里食宿,并常常陪着他逛公园、看戏、吃茶、喝酒。当下便回说:“好嘛!表叔打算在那里喝呢?”“这时卖允丰正绍酒的自仙楼,怕已不行?只好到锦江春去,将就喝点鸿仪号的眉州仿绍罢!”“劝业场里的吗?怕已快关门了!”“不,青石桥的,稍为转一点,也不妨,有月亮!”

革命由背景向场景转换——《大波》的世情叙事与历史叙事张义奇李劼人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波》存有两种版本:一种是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简称中华版,又称旧版《大波》;另一种是1958年至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未完成版,简称作家版或重写本,又称新版《大波》。两种版本书名完全相同,内容却有很大差异。中华版分上、中、下三卷,自1937年初版,1940年各卷分别再版后,便没有再出版过全本。1950年作家出版社曾再版过上卷,中下两卷却没了下落。由于时间久远,今天除了少数人读过中华版之外,多数读者,甚至不少研究者都与之无缘。由于两种《大波》的存在,多数人又只读过新版,这就给人们全面把握、理解李劼人的文学创作产生某些“误导”;并且还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即:新版仅仅是对旧版的修改,于是一些学者在谈到两种版本时,也常使用“改写”等这类不准确的表述。其实,只要对比阅读过两种版本的人,就会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改写”,而完全是“重写”,甚至可视为两部作品,尽管它们描写的是同一题材,主要人物也大多相同。李劼人曾在新版《大波》第一部初版后,发表过一篇《关于重写〈大波〉》,明确提出是“重写”。两种版本使用了迥异的表述方式,从作品结构、故事情节到人物刻画乃至于细节描写都有很大出入,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世情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分野。在旧版中,革命只是背景,黄公馆和市井中发生的故事才是全书的主线;而新版里,革命则从幕后走上了前台,世情故事让位成了副线。由是可见,两种《大波》内容各异,价值取向不刚,艺术成就也各不相同。一、不同背景中的两种《大波》中华版与作家版两种《大波》是在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环境中酝酿、创作、出版的。就时间上看,中华版《大波》在作家头脑中萌芽是在1930年。李劼人在这一年致他的好友、中华书局编辑舒新城的信中,谈及他辞去成都大学教授和预文科主任之职后的打算,称将开一家“小雅”菜馆为生,决心从此“不为人师”,并“欲出其余力,以成都为背景,制一长篇小说,时间是从辛亥年正月写起,到当今为止。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粗浅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邅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其原因,以彰其情。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粗分数部,每部自为起讫。若法国大仲马之所为者,全书定名《年轮》。”从这封信可看出,作家最初并没有先写《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的念头,而是直接从保路运动写起,然后回溯二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不料,事与愿违,“小雅”菜馆正开得红红火火之际,也“招徕”了土匪的觊觎,李劼人刚满4岁的儿子李远岑遭绑了票,开菜馆辛苦赚来的一点薄利只好变成了换回儿子的“赎资”。在此期间,作家虽然翻译了《萨朗波》与《文明人》两部长篇,但稿酬根本无法维持全家的生计,曾决心“不为人师”的李劼人,不得不“食言”而接下四川大学的聘书,去讲授《中国文学史纲要》。但不久就受到卢作孚邀请,去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担任机器厂厂长:从1930年至1935年的五年时间里,李劼人在开餐馆、搞翻译、教书和当厂长之余始终在头脑中建构他的长篇小说大厦。从他当年给舒新城的几封书信中看,至迟在1934年底前,李劼人已经构思好了《死水微澜》,只是书名最初还统称《暴风雨前》,“微澜”的名字到1935年6月才基本确定。就在这年7月,李劼人从民生机器厂辞职后,以20天左右的时间一口气写成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的长篇名著《死水微澜》。这样,我们看到,李劼人的创作计划,从最初的设想到具体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设想中没有计划创作的《死水微澜》竟然成了三部曲中奠基的作品,而辛亥年的大事件则成为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却也是最核心的一部作品。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即使作家本人也是无法违背的。中华版《大波》创作于成都少城桂花巷“聚园”,这是李劼人租用的一处寓所,起始时间大概是1935年底或1936年初。1935年11月27日李劼人在致舒新城第七封书信的末尾补充写道:“《大波》即将着手。”这是“大波”书名的首次出现。1936年3月4日,在致舒新城第八封信中,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今年成都特冷,去冬至今三月余矣,犹须袭袭向火,数十年所无也,弟以天寒地冻之故,《大波》一书写出四万字即搁下。”这期间,刘大杰曾约李劼人再去四川大学教书,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第九封信中说:“决不干,现在对写小说极感兴趣,好不好且不管,自信有些见地。”作家正是凭借着这份写小说的极大兴趣和充分的自信,使五十余万字的三卷长篇小说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大波》上卷于1937年1月,作为“现代文学丛刊”之一种,由中华书局初版,是年7月和1940年11月,又再版、三版;中卷则是1937年4月初版,是年7月和1940年11月,再版、三版;下卷至1937年7月初版,1940年11月再版。至此,经过前后四年时间,三卷中华版《大波》终于全部出齐并分别再版。之后,由于时代变迁,社会革故鼎新,除195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过上卷之外,便再没有出版过。距中华版《大波》初版近20年后,李劼人开始重新写作《大波》,并在1958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了上卷(再版时改为第一部),之后于1960年、1961年、1962年又分别再版、三版、四版;第二部则于1960年初版,1962年再版,1963年三版;第三部1962年初版,1963年再版;未完成的第四部在1963年出版,此时距作家逝世已经半年多,最终他没有看到呕心沥血的新《大波》第四部残本出版。直到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李劼人选集》时,才根据1963年“李劼人先生遗著整理小组”的整理,将重写的《大波》首度一次性地全部推出;再之后,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这个版本。从旧版《大波》上卷初版到新版《大波》第一部初版,时间距离相差了整整19年。这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时代了。从通常的文学史分期来说,前者属于现代文学,而后者则属于当代文学。旧版问世的20世纪30年代,正值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岁月;而从当年的文化环境来看,国民政府虽然也有较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但作家的文学创作依然是相对自由的,尤其是小说很少有什么禁忌,作家可以无羁绊地放开手脚,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才能。新文学史上的一大批名著正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大波》无疑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作品一出版,就受到了各阶层读者的广泛青睐,包括正在淞沪前线浴血奋战的军人。著名作家兼文学史家曹聚仁曾记述,1938年他随军前往上海闸北四行仓库采访,一位军长曾委托他到中华书局去帮忙购买《大波》下卷。曹聚仁写道:“看他那神情,仿佛是军事上的大事件。”军人在战斗的间隙依然念念不忘阅读这部小说,足见《大波》当年在读者中的影响。而新版《大波》出版与创作的年代,江山已易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稳定,国家百废待兴,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际,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文学界却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作家们充满了崭新的精神和空前的热情,渴望创作出新的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则发现早先那种自由写作的环境实际已不复存在,于是好些作家不得不放弃了小说创作,有的甚至干脆改了行,沈从文就是典型一例。在文坛失去百舸争流的壮观,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尤其是经历了l955年的批胡风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像李劼人这样还在用生命作代价坚持长篇小说创作的五四作家已是凤毛麟角,仅此一点就令人刮目,值得我们思索与纪念。除了时代变迁之外,两种《大波》创作时,作家的个人境遇也有了重大差异。首先是作家个人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30年代的李劼人虽然已是著名的文化人,但毕竟不是官员,生活也颇为窘迫,写作是他维系全家生计的重要手段;而五六十年代的李劼人不仅是大作家,还是成都市的副市长。社会地位不同,也必然造成个人经济状况的差异。30年代,李劼人创作的一个很大动力是稿酬,其“大河三部曲”写作的速度十分惊人。《死水微澜》仅用20余天即告成,《暴风雨前》写了一个月左右;《大波》上卷在完成四万字后因天寒而耽搁,后以19天时间完成,中卷也是“以二十天之力一气呵成”,只有下卷写了两个月时间。李劼人当年这种高效率的创作喷发,一方面固然是他的文学能量积累所致,另一方面也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我们从他致舒新城的几封信中都能明白无误地读到他“债台高筑”的信息,他对自己的作品,几乎每次都要求预先支付稿费。这种要求预先支付稿费,虽然不免会有夸张的成分,但生活的窘迫是无疑的。这时的李劼人,我们怎么看都有点像巴尔扎克当年生存状况的影子。到了五六十年代,身为副市长兼省文联副主席等一系列职务的李劼人再不是20年前的那位自由作家,有了安定的生活写作环境,菱窠位于乡间,又幽静;每月近200元的“高干”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他至少不至于再像以前那样为家人的基本生活担忧了,所以他才可能从容做到“即令不给稿费,我还是要写,写作已成为我生命力的源泉,对于名利二字,我早置之度外”。安稳的生活使李劼人有了更平和的心态去重写《大波》,也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去反复修改。新版《大波》第一部写了三稿,其中“第一、二次稿曾写出共约30万字,都因为自己认为不满意而两度放弃,从头另写”。以后写二、三、四部时,仍然是反复修改,以至于最终使得《大波》成了“断臂维纳斯”。从作家的两个时代、两种身份所对待《大波》的两种创作态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中年时期的李劼人创作时更感性,更富于激情;而晚年时期的李劼人在转换个人角色后创作则趋于理性、冷静与客观。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势必决定了两种《大波》不同的风貌。同时,两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及作家在搜集、占有资料上的差异,也决定了两种《大波》的各自特征。李劼人虽然是辛亥保路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但在创作旧版《大波》时期,正值社会动荡年代。作家连居所也不固定,他根本难于有足够的时间去逐一搜集资料和采访当事人,因此虚构的艺术化生活写实一定会居于作品主流,而晚年写新版《大波》时,情况与从前大不同了,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李劼人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诚如他自己在第二部书后所说是“素材太多”,加之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革命的青睐,历史的现场纪实便自然会成为作品的重点。上述林林总总的主客观因素,最终决定了新旧两种《大波》无论在叙事方式,还是在情节结构以及生活细节描写等诸多方面,都大相径庭。二、两种《大波》内容殊异新旧两种《大波》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存在的巨大殊异性,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视其为同一题材的两部作品,而不单纯是部作品的翻新与重写。首先从故事的构成看,新版是在旧版基础上的扩容。旧版《大波》上中下三卷,50余万字;新版《大波》分四部,共95万多字,厚度几乎增加了一倍。新旧版《大波》都不是完整本,旧版第三卷完成后,作家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第四卷创作,按照作家的设想,第四卷将会写到吴玉章主持重庆蜀军政府平叛、成渝军政府合并、胡景伊主政、尹昌衡西征等事件,这样,四川保路运动暨辛亥革命便会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学画卷。不过,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三卷本的旧版《大波》,内容还是相对完整的,因为在下卷第二部分的十六、十七节已分别写到了诱杀赵尔丰和主要人物齐聚黄澜生酒宴,即作品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去向都作了交代,尤其赵尔丰之死,表明保路大事件已基本完成。因此,旧版《大波》在读者看来还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可是新版《大波》却明显是残本,作家刚写完第四部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则刚写了个“六”,便永远搁笔,随即不久作家就带着未竟的心愿溘然长逝了。新版《大波》第四部成了李劼人的绝笔,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无尽的遗憾!其次由于容量不同,新旧两种《大波》涉及的人物数量不同,描写的重点也大不相同。我曾对新版的人物做过粗略统计,其中有名或有姓的人物多达438个,还不包括无姓名的串场性的人物;对旧版中的人物,虽没有具体的统计但不会超过新版中人物数的一半则是可以肯定的。两种《大波》所描写的人物都可分为两大类,即:虚构人物和历史人物两类。虚构的人物又分为黄澜生夫妇、郝达三父子等公馆人物;以傅隆盛为主的基层市民;吴凤梧、伍平等来往于官绅与民间的旧军人。故事的主干都是围绕这几组虚构人物来展开的,这应该说是作品的“小说”部分,也是作品最出彩、最富有艺术性的地方。历史人物也可分为几个部分,即:以赵尔丰、端方等为首的清廷官僚;蒲、罗、张等绅士;尹昌衡等新崛起的军人;革命党人;广大的袍哥民众,以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虚实两大类人物在作品中并非是泾渭分明、截然分割的两类,而是具有密切关联的;同时,虚构的人物也是相对的“虚”,除了姓名之虚而外,他们的身世情节、重要活动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真实的人物对应,比如葛寰中就是周善培的影子,吴凤梧简直就是另一个孙兆鸾,只是这个后来做了川军师长的历史人物还要等到新版第四部的后面才会成为主角;其他虚构人物如黄澜生、黄太太和楚用等均有真人作背景。李劼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对这些创造出来的人物非常娴熟地运用了文学艺术的手法进行概括和集中,使之成了新文学史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而对于真实的历史人物,李劼人下笔则非常谨慎,无论是清廷官员、保路运动领袖,抑或是基层军官、袍哥首领等,他们不仅有真实姓名,而且其人生活轨迹也多有史事依据。对于历史人物,李劼人严格遵循了自太史公以来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譬如写夏之时发动龙泉驿兵变,原可以把这个本来就很精彩的故事写得更加传奇的,但李劼人却说:“我不能把这个真人写成一个一般小说中应有的虚构出来的英雄。同时,也不能把他在这件不寻常的事件中所起的相应作用,予以抹煞。”由此可以看出李劼人创作《大波》时的历史与艺术态度。尽管两种《大波》的人物形象部由虚实两部分构成,但虚实人物在两个版本的作品中所占的比例和所起的作用却是截然不同的。在旧版中,作家重点着力描写的是虚构人物,他们才是作品的主角,如黄太太、楚用、黄澜生、吴凤梧、孙雅堂、傅隆盛、王文炳、彭家麒等;而历史人物在这里只是陪衬,历史事件则仅仅是作品中的一道布景。曹聚仁在评价旧版《大波》时曾说:“《大波》中的黄太太,乃是一个贯注了全局的角色,她是一个真正能够掌握动乱场面的角色。”这正说明了旧版追求的是小说的艺术性,而不是历史的完整性。准确地说,旧版《大波》是一部历史世情小说。然而,到了新版《大波》中,人物的主次关系几乎打了颠倒,原来虚构的人物有的被淘汰出局,如黄太太身边的情人陶刚主、徐独清之流几乎“失踪”了;更重要的是,黄公馆内的许多生活情景被大大地压缩,其中黄太太与楚用的情欲描写被删减改写了许多。黄太太虽然依旧是主角,但却与“能够掌握动乱场面的角色”相去很远了,代之而起的是众多的历史真人和历史事件。这些真人真事与虚构的人与事在作品中形成了平分秋色的局面,并且虚构人物与情景还有“退居二线”,成为历史点缀和陪衬的趋势。对于虚构与史事在新版中的颠覆性变化,李劼人曾作过说明:“因为一半是真人,真人局限性很大,的确不太好写。为了写得透彻,写得全面,有必要创造几个人来,从旁发挥,笔在于此,而意却在于彼,分而观之,是两人或数人,合而观之,固一人也。”显然,新版中虚构的人物与故事是为写实的历史服务的,仅仅是为了对历史“从旁发挥”而进行的艺术处理而已。因此可以说,新版《大波》是一部世情历史小说。从以虚构人物为主、真实人物为辅到以真实人物为主、虚构人物为辅,表明长篇小说《大波》从旧版到新版,内容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历史从背景转换为场景,革命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大波》完全重写,内容与结构都不相同。”两种《大波》因作家落笔重点不同,自然而然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风貌。艺术结构的迥异。旧版《大波》是通常的“小说写法”,对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作家并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而是非常巧妙、智慧地从饮食男女和普通的市民生活入手。黄公馆是叙事的中心,以其中活动的人物构成作品的主要线索;同时,为了拓展叙述视野,又设置了盐市口伞铺老板傅隆盛这一副线。黄公馆代表了官宦阶层的视角,傅隆盛则体现了市井百姓的态度。两条线索作为全书的主要构架,连接起了庙堂与江湖的各个层面,所有重大的事件和重大的情节都围绕着这两条线索来建构和设置,即:以这些线索上的人物的活动来展现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通过他们的视角来体察与检视这场大革命的实质。在此,历史作为背景材料,有的是他们亲历,有的是他们耳闻。虽然他们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如吴凤梧之于同志会,楚用之于学生军,傅隆盛之于市民,但他们似乎总是与历史保持着某种距离。他们之于历史仅仅是承担着一种第二叙述者(第一叙述者当然是作家)的角色,而他们自身的故事才是第一叙述者津津乐道并要传达给读者的。因而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旧版《大波》是以家庭生活与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以历史作为背景的世情叙事。旧版《大波》在文学传承上,更多的是吸收了我国古代经典小说与法国近代写实小说的长处,《金瓶梅》《红楼梦》《包法利夫人》等都可以在此找到其“互文性”的踪迹。新版《大波》依旧遵循“家庭原则”的结构方式,但全书不再以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为线索,而是把人物融汇在宏大的历史中去凸显,所有人物都随着事件的演变而登场、退场。作品更注重的是全方位、全视角的叙事,使广阔的历史情景与世俗的市民生活形成有机的整体。这种艺术结构曾被学者称为“散点透视”,认为读李劼人的《大波》便犹如欣赏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就一部史诗性的历史小说而言,我更愿将李劼人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提并论,视新版《大波》为“中国的《战争与和平》”。《大波》的场面固然还赶不上《战争与和平》宏阔,但二者毕竟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战争与和平》写到的人物有500多个,若《大波》完成,人物大概也不会少于500人;《战争与和平》的时间跨度是15年,但重点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大波》的时间虽然只是1911年,但前后的跨度也在10年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书都把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融合在一起,于是复杂的头绪、众多的人物以及事件的纷繁,使这两部作品采取了异乎寻常的艺术结构,即:打破传统小说的封闭式结构,以开放的框架去容纳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使之与宏大的时代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浑然一体的历史画卷。读者从任何一个局部,都能感受到作品的立体面。这种结构犹如浮雕,它的底色是历史,人物是底色上的一处处风景。《战争与和平》是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李劼人从托尔斯泰作品中获取的营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李劼人创作过程中所阅读的书目便可窥见出一二,他自己也坦承,《大波》的结构是学习了若干中外古今大部头小说而成的。而且在《〈大波〉第三部书后》中,他特别提到《战争与和平》不能像《复活》那样来写,可见他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研读是花了功夫的。学术界过去多注意到了法国文学对李劼人的影响,却少有人研究李劼人对俄罗斯文学的学习与借鉴。尤其是新版《大波》,在宏大历史场面的艺术处理方面对《战争与和平》艺术手法的吸取是显著的,如果套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大波》与《战争与和平》明显存在着“互文性”,它在结构上有着清晰的对《战争与和平》的学习与转化。如果说左拉使李劼人学习到创作“大河小说”的本领,那么托尔斯泰则让李劼人学习到结构宏大历史场景的技巧。当然,除此之外,新版《大波》对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艺术传承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大波》是吸收和转化了古今中外许多优秀文学成果后创造的中国历史小说新模式。新旧两种《大波》不同的艺术结构模式,是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作家对待生活的不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而这两种不同的结构模式又最终决定了两部作品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家庭男女生活为主,革命为背景的旧版《大波》,属于“虚构”的文学,所以是一个世情叙事的文本;而以史为主,家庭生活为辅助的新版《大波》,则属于虚实相间的历史文学,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文本。在此,我们看到了环境对于作家决定性的制约与影响,20世纪30年代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使作家能够充分地驰骋艺术想象,无所顾忌地调动自己的生活记忆和审美感受,从而创造了旧版《大波》这部新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极高的史诗性作品;而50年代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崇尚革命是社会的主题,文学的理想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这样的社会氛围,对李劼人这位并不愿放弃作家身份的“民主人士”而言,选择历史题材来写作,无疑是另一种智慧的选择,于是重写一部波澜壮阔的新《大波》便成为作家一份重要的使命担当。三、各自千秋任评说胡适先生在谈论中国古代经典小说文学地位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材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这里虽然论及的是对古代经典小说的版本校勘,但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也适合于对现代名著的研究。然而,对于两种《大波》,研究者却鲜有人做文本的区分,更遑论对比研究了。许多评论者对于《大波》的评论总是笼统地一锅端,不知评的是旧版还是论的新版,甚至连曹聚仁这位李劼人的知音,后期写作的评论都未明确区别两种版本。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引用郭沫若和曹聚仁观点来论证新版《大波》的人最多,却不知他们谈的都是旧版《大波》,与新版实在相距千里。对两种《大波》笼而统之的评论,即使是“高度赞扬”都反而成了种“朦胧评价”,并最终影响到对李劼人文学成就实事求是的总体估量。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大波》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高度赞扬评论,如郭沫若、曹聚仁者;一种是赞扬中的质疑,持后一种观点者普遍认为其成就远不如《死水微澜》,因为它冷峻的历史冷却了炽热的人性温度,是“历史挡住了人”,于是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了“历史该如何艺术地回首”的问题。其实赞扬也好,质疑也罢,两种观点都具有它的合理性、正确性。但有一个现象却不能忽视,即:高度赞扬的评论,往往论及的是旧版;而质疑的声音,针对的则是新版。前者多出自老一辈学者,后者多是年青一代(或是未读过旧版《大波》的)评论家。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面临的文本不同。老一辈案头的多是旧版,而年青一代阅读的多为新版。两种倾向的观点笼而统之地论及《大波》,便造成了一笔糊涂账,要么给人评价欠准的印象,要么给人失之公允的感觉。因此两者都可能形成片面性,科学的研究应该是将两种《大波》文本分开,以相应的艺术尺度进行分别的斟量,这或许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先看关于旧版《大波》的评论。郭沫若是其肇始,他在1937年6月刚读完《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上卷后,就热情洋溢地写下了《中国左拉之待望》。从此,研究者便以“中国左拉”来赞誉李劼人。虽然李劼人自己对这一评价并不太赞同,认为左拉学派重实验科学而忽视心灵的力量,但对作品本身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也很生动地诠释了李劼人与法兰西文学的密切关系。其次是曹聚仁,他1954年在《写实主义》一文中,就认为《大波》“是扛鼎的大力作,无论取材、组织,以及描写,都非茅盾的《子夜》所能企及;比之巴金的作品,那更高得多”。迄今为止这是学者对旧版《大波》最高的评价。之后,一些著名评论家也都给予了旧版《大波》非常高的评价,尤其是对其作品中女主角黄太太的塑造,受到人们的一致赞赏,司马长风就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笔法”。而对于《大波》及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也有了新论,刘再复说:“倘若要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斓》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c马悦然则把李劼人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以上论述已经充分表明,旧版《大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罕见的,李劼人不仅创作了《死水微澜》这部不朽的名著,也创作了《大波》这样的史诗性作品。作家的最大智慧之处在于他避开了宏大的运动场面和战争场景,把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寓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世俗生活的急遽变化和人物命运的戏剧性转折来展示时代的剧变和社会的鼎革。作品不仅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也凝聚着历史真诚的厚度,其中塑造的一系列人物诸如吴凤梧、傅隆盛、楚用等,都成了新文学史上非常难得的典型,尤其是黄太太这个泼辣、大胆、开放并且十分聪慧的女性,与蔡大嫂一样成了新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然而,新版《大波》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与旧版则完全不同,作家一反过去以家庭叙事表现历史的写法,而采用家庭叙事与历史叙事并进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作品多线索、多人物,结构宏大的历史叙事特征。但这种宏大叙事却并不被评论家普遍看好。根本原因是,人们认为小说家在历史叙事中过分地扮演了历史学家角色。但也有人不这么简单地看问题。仍然是曹聚仁先生,指出新版《大波》是“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般,乃是时代的真实记录”。并还将《大波》与《三国演义》比较,认为后者真实性很低,而前者真实性很高。但他又强调,“《大波》是小说,不是历史,却又不是传奇小说。”日本学者竹内实亦说得很中肯:《大波》“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描写了辉煌历史转折点的作品,但作者的视线绝对没有离开当时的男女日常生活,而只在观念和说教里去理解。可以说是有着学习了雨果和大仲马小说的情趣的作品”。从竹内实的文章看,这个评论是针对新版而言的,他的阅读非常仔细,拨开了重重历史迷雾,而窥视到新版《大波》的艺术魅力。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新版在世情生活、风土民俗等描写方面依然努力地保存了旧版精髓,并没形成某些评论家认为的艺术滑坡(虽然在黄太太的情欲描写上做了较大的删改),只是因为庞杂的历史场景遮蔽了世情生活的光芒。犹如一株大树,主干虽然苍劲,却因枝叶过于繁茂而被遮蔽了。新版《大波》的世情生活尽管五彩缤纷,但在历史大树的掩映之下,很难像在旧版中那样无遮无拦地放出耀眼光芒;更何况还有30万字没有完成,使作品首尾无法相顾,难呈整体面貌。但是,在历史叙事方面,新版《大波》取得的重要成就却是不能忽视的。李劼人的确担当了历史家的任务,但他更重要的是身兼了历史家与小说家的双重角色。如果说在旧版中充满了作家人性的温度,那么在新版中则又增添了史家求真的执着。李劼人以史家的眼光和文学家的艺术功力,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面。龙泉驿兵变的茫然,杀端方的偶然,三渡水的惨案,特别是学生军的英勇,等等,都把史书一笔带过甚至忽略的历史细节,翔实而精彩地保留了下来。不仅使它们成为辛亥革命大时代的历史存在,也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永恒的艺术存在而镌刻在历史的记忆中。这是新版《大波》的另一种重要价值。同时,由于虚与实的沟通,历史宏大叙事与世情生活叙事的结合,使新版《大波》重塑了中国历史文学。在保持演义体历史传奇优秀传统的同时,《大波》又融会了外国文学开放的艺术结构。诚如张秀熟所说:“如《大波》那样包含百卅余县,几千万人参加的大斗争,他大胆地企图重点而又全面地加以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雄大的气魄,也不能不算是又一种处理形式。”这部描写四川辛亥革命运动最成功的小说,也成为中国当代最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之一,它开启了中国历史文学的新篇章。人们称赞新版《大波》与旧版一样,是一部现代的史诗,这是一点不为过的。因为它叙述了“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当然,新版《大波》的历史叙述也的确有可商榷之处,过分追求历史的真实必然会冲淡艺术浓度,好些历史背景的交代,显得冗长又沉闷,从而造成接受者的审美疲劳,如小说开头写蜀通轮上,本可以简约些,作家却用了整整一章,一万多字。这种近乎于痴迷的历史情结,暴露了作家“把玩”的心态,而把玩历史,恰恰是小说家最应该忌讳的。旧版《大波》作为一部世情叙事的历史小说,实在无更多挑剔的,而新版《大波》作为一部历史叙事的世情小说,虽有无不遗憾之处,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作品。

商品参数
基本信息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41151514
条码 9787541151514
编者 李劼人
译者 --
出版年月 2018-12-01 00:00:00.0
开本 其他
装帧 平装
页数 572
字数 590000
版次 1
印次
纸张 60g轻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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