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意识:潜意识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与行为

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有意识选择的产物吗？
我们为什么做自己所做的事情？
在任意中，我们的所说、所感和所做，有多少是受潜意识控制的？
更重要的是，又有多少是不受潜意识控制的？
我们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吗？
一直以来我们都不接近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原因。事实上，除了可以被意识到的想法，心理学家发现，有隐藏的、潜在的机制在引导甚至创造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我们的行为、选择和好恶有深刻的影响，而在影响发生以前，我们对此并不知晓。有时它的影响力大得可怕，它不仅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样子，而且也影响我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或不希望实现的目标。
这本书共包含两个主题，一个是，作者揭示了无意识中的哪些因素在对我们的言行和思想施加着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另一个主题是，如何运用无意识机制帮助我们达成有意识的目标。
理解潜意识是如何工作的，洞察我们隐藏的驱动程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就可以治愈创伤、打破习惯、超越偏见、重建关系、开发潜能。

约翰·巴金博士 ，社会认知心理学家，无意识领域世界前沿专家。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系罗杰斯·安吉尔教授，ACME（认知自动化、动机与评估实验室）实验室导师。

引 言：让我们再次将时间扭曲

Part01 隐藏的过去

第1章 过去一直在呈现
人类不是一块白板，或一片空白。我们有两种基本的、首要的驱动力，它们微妙地、无意识地影响我们的所想、所做：生存的需求和繁殖的需求。然而，在现代生活中，这些远古的被遗忘的内趋力，或曰意识的“效应”，经常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以外运作，它们能让我们无视引起我们的感受和行为的真实原因。通过拨开层层仍在影响我们的隐藏的过去，揭示生存和繁殖动机一直在意识中运作的方式，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现在。

第2章 一些必须的装配
我们可能对生命早期的几年没有记忆，但这并不意味那时我们身上没有发生重要的事情。相反，在这段时期发生的许多事情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假设、我们对其他人的感受，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自信。

第3章 启动时刻
我们在这个年幼的年龄并不知道，我们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并不具备唯一的可能性。我们根本想不到，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可能很轻易就换个样子。如果我们出生在另一个国家，接受与我们现在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我们完全可能成为另一个人。

第4章 生活在延续
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在意识中活跃并发挥影响的，不只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内容。最近经历的残余内容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我们认为在新的情境下影响我们的是当前面对的内容，是我们的有意识觉知经由感官可以触及的内容。但是，比起我们意识到的内容，有更多的事情在幕后进行。


Part02 隐藏的现在

第5章 我该留下还是离开？
好或坏，留下或离开，是动物面对这个世界的原始反应。亿万年的进化使“留下或离开”成为人类大脑对外部情况最快和最基本的心理反应。这个初始反应为其后的一切事物都染上颜色：好或坏， 留下或离开，喜欢或厌恶，接近或回避。我们走一条路而不走另一条路。揭示这个机制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是什么让我们立即转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会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复杂的核心是简单。

第6章 何时可以信任你的直觉？
一个特定的想法越容易出现在意识中，越不需要付出努力去设想，我们越相信它的正确性， 越少质疑它的真实性。我们天生就信任我们的感觉，不去质疑它们； 相反，不信任自己的感觉并质疑它们是精神错乱的表现，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

第7章 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做的
每个人类的意识都像一面镜子，它激发潜在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反映了我们自身所在的情景和环境——一杯水说“喝下我”，花坛说“接近我”，床说“睡在我上面”，博物馆说“欣赏我”。我们都是这样被编程的，对这些外部刺激的反应不亚于莱尔米特的病人。在你意识到以前，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做的。


Part03 隐藏的未来

第8章 小心你渴望的事物
当我们追求个人欲望和对未来的目标时，我们可能会被它们改变——经常是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因此，是无意识地。它能让我们比在通常情况下对外界影响甚至对阈下广告更加开放，能让我们以后来会觉得愚蠢和浪费的方式把钱花掉，能让我们喜欢上我们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也能让我们对朋友的喜欢程度不如往常。这全部都是因为这些变化能帮助我们接近自己正在追求的目标。我们当前的目标改变了我们——我们的思想、心灵和价值观。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已经发生。这就是我们必须小心自己的愿望的原因。

第9章 无意识从不睡觉
我们无意识地为幕后的重要目标而努力：利用白天有意识思维没有被某些任务占据的停工时间，还有晚上睡着的时候；无意识永远像哨兵一样保持警惕，关注与目标相关的信息，并注意那些我们可能会错过、却对目标有帮助的事件和对象，并努力寻找那些我们很难用有意识思维想出来的答案。

第10章 你能控制意识
在我们不希望无意识的影响发生时控制它们，在这些无意识过程对你的利益有帮助时运用它们。你可以用有意识和有意图的过程来对抗或控制不希望发生的无意识影响，你也可以在常见的有意识方法不足以完成任务时运用无意识的机制来帮助自己。


结 论：你是打碟师
致谢
注释
参考资料

    第7章 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做的

20 世纪80 年代初，我渐渐习惯了纽约的生活，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心理学家开始更加关注无意识机制。一位法国巴黎萨伯特慈善医院的神经科专家正在治疗两位很近中风的老年患者，这位医生的名字叫弗朗索瓦·莱尔米特（Fran？ois Lhermitte）。他的头圆圆的，秃顶， 戴眼镜，白大褂里系着领带——这是这所有400 多年历史的穹窿形房顶的医院的医学专家形象。他在这所医院工作。他的两位病人，一男一女，表现得都很怪异，而且是以同样的方式。他们的行为似乎接近受环境暗示驱使，他们好像无法独立控制自己的行为。“外部刺激对行为的过度控制，以牺牲行为自主性为代价”是莱尔米特对其症状的描述。他自然很好奇能从病人对外界影响古怪的开放性中学到什么， 他决定让他们接触各种日常环境，观察可能发生的事情。
莱尔米特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他倒了两杯水，把它们放在病人面前，他们马上把水喝了。当然，这没什么不正常的。然而，随着莱尔
第米特不断往玻璃杯里倒水，病人们一直喝水，一杯又一杯，即使他们抱怨说已经撑得难受了。他们忍不住把倒满的水都喝下去。在另一个情境下，医生把男病人带到他家里，那是一套公寓。他领着那个人走到阳台上，俯瞰附近的公园，他们一起欣赏景色。就在他们再次进入公寓之前，莱尔米特轻声说：“博物馆。”再次回到房间时，病人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审视墙上的画和海报。他也专注地观看桌子上普通的物件——没有审美价值的盘子和杯子——好像它们也是真正的艺术品。接着，他请病人参观卧室，男病人看见床就开始脱衣服，并躺到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病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显然，这两个以前是正常人的病人的举动看起来确实不像是有意识的。莱尔米特和其他早期神经心理学家知道（在大脑扫描技术发明之前），中风患者经常能为了解意识的隐秘运作提供极好的机会，透过表面的行为，窥见其背后的原因。人们在中风之后外在表现出的问题——言语、视觉、情感或记忆——是了解损坏的那部分大脑区域的功能和目的的重要线索。那么，他的这两位患者令人困惑的易受暗示性，一种对环境的盲目服从，揭示了什么？
莱尔米特在巴黎新的地点继续实验，这似乎激发出两名患者莽撞与勤奋的天性。在卢浮宫附近杜乐丽花园的小径上，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园艺设备：浇水软管和耙。果然，男人和女人都自发地拿起农具劳动，耙松土地，然后浇水，好像他们是园丁。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们这样持续劳作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那位好心的医生很后阻止了他米特不断往玻璃杯里倒水，病人们一直喝水，一杯又一杯，即使他们抱怨说已经撑得难受了。他们忍不住把倒满的水都喝下去。在另一个情境下，医生把男病人带到他家里，那是一套公寓。他领着那个人走到阳台上，俯瞰附近的公园，他们一起欣赏景色。就在他们再次进入公寓之前，莱尔米特轻声说：“博物馆。”再次回到房间时，病人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审视墙上的画和海报。他也专注地观看桌子上普通的物件——没有审美价值的盘子和杯子——好像它们也是真正的艺术品。接着，他请病人参观卧室，男病人看见床就开始脱衣服，并躺到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病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显然，这两个以前是正常人的病人的举动看起来确实不像是有意识的。莱尔米特和其他早期神经心理学家知道（在大脑扫描技术发明之前），中风患者经常能为了解意识的隐秘运作提供极好的机会，透过表面的行为，窥见其背后的原因。人们在中风之后外在表现出的问题——言语、视觉、情感或记忆——是了解损坏的那部分大脑区域的功能和目的的重要线索。那么，他的这两位患者令人困惑的易受暗示性，一种对环境的盲目服从，揭示了什么？
莱尔米特在巴黎新的地点继续实验，这似乎激发出两名患者莽撞与勤奋的天性。在卢浮宫附近杜乐丽花园的小径上，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园艺设备：浇水软管和耙。果然，男人和女人都自发地拿起农具劳动，耙松土地，然后浇水，好像他们是园丁。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们这样持续劳作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那位好心的医生很后阻止了他们。还有一次，在他的诊所，女病人要给莱尔米特检查身体，至少那是她对医学检查的看法。她甚至要求莱尔米特把裤子脱下来打针，莱尔米特博士答应了（他发表这项研究时甚至还提供了这一情境的现场照片）。后来，当他对他们的行为提出疑问时，两名病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或发现什么异常或奇怪之处。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环境中自然出现的启动物所推动，然而，他们能毫无困难地有意识地合理化这些行为——喝水、欣赏艺术、园艺劳作和无证行医。中风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行为的性质。在过去习得的或以未来为导向的与他们本来可能有的任何计划或目标相关的大脑精细调整反应——已经被对当下的超敏性所取代，而且似乎只有当下。
很终，莱尔米特这两位不由自主地异想天开且勤劳的中风病人去世了。仔细检查他们的大脑，发现中风破坏或损毁了他们大脑的同一部位——对行动的规划和控制至关重要的前额皮层区域。患者能够通过他们的五种感官从环境中获得行为线索，但他们缺乏与之互补的脑区，对这些冲动及其随后的行为加以有意图的控制。我们幸运得多， 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当然，在莱尔米特的发现（以及之前描述过的加扎尼加在大约同一时期的研究）之前，科学家们只知道有意控制的成分。莱尔米特表明，行为还受到第二种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 它暗示我们做出典型的并适合当前情境的行动。如果没有恰当的有意识控制成分，他们能根据这些环境暗示自导自演，有意识的输入或控制不是必要的（当然，它们是很好需要的）。莱尔米特谦虚地称之为“环境依赖症”，但这种病症很快以“莱尔米特综合征”之名广为人知。
借助莱尔米特在20 世纪80 年代还无法使用的脑成像扫描仪， 神经科学研究随后证实了他的结论。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科学家克里斯·弗里思（Chris Frith）和他的同事们在一篇重要评论中得出结论： 大脑在前额皮层和前运动皮质区储存了我们当前的行为意向，而实际用来指导这种行为的区域，位于大脑在解剖学上的一个独立部位—— 顶叶皮层。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启动效应和其他无意识的影响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莱尔米特的病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受环境影响，而且对这些影响没有任何有意图的控制。启动效应与外界对行为的影响能激活大脑某一部位的指导行为，它独立于想要执行这一行为的意图， 位于接近不同的位置。
莱尔米特的中风病人一定是在没有对行为做出有意识选择或控制的情况下行动的，这表明有意识的选择不是产生复杂行动模式的必要条件。相反，看来威廉·詹姆斯是正确的（他在1890 年写到的观点， 他对很多事物有先见之明）。在他的一个有名章节“意志”中，他认为，实际上我们的行为来自无意识和无意图的源头，这包括符合我们当前在世界中看到和体验到的内容的行为，同时这些行为也是被这些内容暗示而产生的。詹姆斯说，我们有意识的意志行为控制着这些无意识冲动，允许一些冲动通过，止其他冲动通过。这个“控制中心”正是在莱尔米特的中风患者的大脑中发现的受损的那一部分脑区。每个人的意识都像一面镜子，它激发潜在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反映了我们自身所在的情境和环境——一杯水说“喝下我”，花坛说“接近我”，床说“睡在我上面”，博物馆说“欣赏我”。我们都是这样被编程的，对这些外部刺激的反应不亚于莱尔米特的病人。在你意识到以前，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做的。
现在，在这位法国医生的重要观察发表30 多年后，现代神经科学在大脑和不同脑区的特化，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知识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事实上，莱尔米特的患者的行为只是表现出了不受束缚做出行动的无意识冲动，这种冲动所有人都有。我们其余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大脑拥有完整的行为控制系统，与威廉· 詹姆斯所描述的“意志”对应的那一部分脑区也在运作，它是那些不间断的冲动的“看门人”或过滤器。在我们的大脑深处，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对“镜子”产生反应，不仅对周围直接发生的事情产生反应，也对我们身在其中的情境或背景所暗示的内容做出反应。这意味着什么呢？乍一看，似乎我们是没有思想的自动机器，是跟在牧群后面的群居动物。你可能会问，我们不是专享的在思考、谈话和做事时会用思想表达我们的独特本性的生物吗？是，也不是——但更多的时候不是。
我们可能意识不到或不愿承认，其实我们与莱尔米特的病人的相似程度很高。我们隐蔽的冲动以广泛而强大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现在的行为模式。他人的行为和情感对我们有感染力，不仅当我们目睹这些行为和情感时，甚至当我们读到这些行为和情感时，或在事实发生后看到它们存在的迹象（也就是行为和情感的可见后果）时。我们从当下感知到的事物中获得如何行动的“暗示”，这些暗示不光包括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模仿别人的身体动作，还包括习得的适应于特定环境的相当复杂和抽象的行为方式（通常人们在花园、博物馆或卧室里做什么）。微妙的暗示驱动着我们表现得高贵或糟糕，它们经由我们的感官影响我们的思想，引导着我们当下的行为。和莱尔米特的患者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些影响的存在，所以相信我们是自主行动的。

变色龙效应
我们对周围的人投以大量注意力。我们每天都在不断观察别人做的事情：他们的手势或动作，姿势和情绪表达，他们说话的语音语调，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说的、写的、发布的内容。我们的所见所闻都会自然地产生影响，让我们更可能做同样的事情。（达尔文对情绪表达的说法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模仿和模拟他人，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无意识中这样做的。）当然，这种适应倾向不是人类专享的。我们都惊叹于鱼群游动，鸟群飞翔时的步调一致。但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名叫弗雷德的鸟看到了名叫苏西的鸟， 然后决定：嘿，苏西走那条路，所以我也要走那条路！它们的运动速度太快，有太完美的同步性，以至于不可能是蠢笨的鸟群做出的有意选择。相反，这样的效应一定基于感知与行为之间的一种固有连接， 一种由对其他鸟的运动和方向的感知所驱使的即时行为冲动。我们人类有相同的固有连接——知觉–动作联系（perception-action link），只不过，如果意识到它的影响，我们会对它有更多的有意图控制。20 世纪90 年代末，我和我的学生一起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个相对来说未曾抵达的意识深度。我们想看看人们是否在非故意或无须努力的情况下无意地模仿彼此。
我们在实验设计中努力创造一种局面，不让参加者把注意力放在彼此身上或试图交友，因为我们知道，当人们试图建立一种关系时， 会更有意地模仿对方。即使没有这个动机，模仿会发生吗？只是看到对方的所作所为会引发模仿吗？为了在纽约大学的实验室里检验这些问题，坦尼娅·沙特朗（Tanya Chartrand）和我告诉不知情的参与者， 我们在研发一种新型投射人格测验，类似古老的罗夏墨迹测验，但用照片取代了墨迹，他们只需要从桌子上的一堆照片里拿起一张，并说出看到照片时意识中出现的内容。我们希望他们的互动尽量少一些， 所以我们让他们聚焦于桌子上的照片。
现在，桌子上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参与者，另一个人是我们实验组的成员，作为我们的同盟者，她要在做照片任务时表现出两种行为中的一种。我们有两个这样的同盟者，参与者先和靠前个人一起做任务，再和另一个人一起做。关键部分是：一个同盟者会摆出姿势，另一名参与者会模仿她的姿势，按照设计，她会交叉双腿，有些紧张似的抖动着一只脚；另一个同盟者接近不会抖脚，但她会用手摸自己的头和脸，拉耳朵，像罗丹的有名雕塑《思考者》那样把脸放在手上。真正的参与者和靠前个同盟者轮流说出对照片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把他们分开，参与者进入另一个房间，和第二个同盟者一起做同样的任务。我们预测，参与者会表现得像人类变色龙，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配合和他们在一起的人，就像一条真正的变色龙改变颜色和斑点来配合它此刻所处的背景那样。
我们秘密拍摄了这些互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出真实的参与者在每种情况下触摸面部和抖动足部的频率。录像显示，参与者确实复制了和他们共处的人的行为，并在和另一个人共处时改变了这种行为。当他们和摸脸的同盟者在一起时，他们摸了自己的脸，没有抖脚；然后，当他们和抖脚的同盟者在一起时，他们停止摸脸，开始抖脚。在研究后询问他们时，他们表现出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在实验中模仿过两名同盟者。镜像反应接近是自动发生的。
变色龙效应的例子在世界上比比皆是。你只需要四处看看就能发现。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出版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位新闻记者对此做了一篇报道，他走遍纽约的中央公园拍摄视频：成对和成群的人坐在公园长椅上，站着互相交谈，或步调一致地行走——有无数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互相模仿的实例。制片人告诉我们，他们在为这篇报道拍摄视频时，毫不费力就能找到这一效应的例子。
那么，在我们所看到的内容和我们所做的事之间，为什么存在这样的联系呢？答案在于我们的过去和基因。婴幼儿像成年人一样模仿和模拟他人（事实上婴幼儿模仿的更多），我们不必学习或努力就会这样做。如果这是一个我们与生俱来的内在倾向，那么它很可能在进化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发挥了有助于人类物种生存的适应性优势。婴儿模仿研究的先驱之一安德鲁·梅尔佐夫（Andrew Meltzoff）总结说，模仿的一个好处是，年幼孩子通过模仿其他孩子和成.人照顾者，学会了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反应和行动。婴儿对这种模仿倾向的开放程度很高，因为他们还没有发展出控制冲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大约从三岁或四岁开始出现）。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很像莱尔米特的病人，只有被环境（以及饥饿或想放屁的内部冲动）激发的原始模仿反应，但没有压抑或抑制的能力。但是，从神经学上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实证明，大脑与视神经相连，从眼睛中获取不同的信息流：一条信息流的目的是理解和认识，另一条信息流的目的是举止得体。靠前条信息流或多或少地流入一个有意识的河口，第二条则流入一个更自动的、无意识的河口。这两条视觉信息流是在20 世纪90 年代由神经心理学家大卫·米尔纳（David Milner）和梅尔文·古德尔（Melvyn Goodale）发现的，每条信息流都从视网膜流出，然后进入大脑的初级视觉皮层以做进一步分析。随后，一条信息流流向负责认知的大脑区域，例如识别一个对象，并提供我们用来回答问题的信息， 另一条信息流则直接流向负责“做”和如何响应的区域。这个“做” 的视觉信息流主要在意识之外，而那条以理解和认知为目的的信息流通常能被意识到。
这个发现也要感谢愿意作为研究对象的中风患者，它加深了我们对大脑区域和功能的理解。米尔纳和古德尔发现：脑部一小块区域受到损伤的中风病人无法正确地判断研究者手里拿的东西（比如说一本书），但是，当随意地把东西递给他们时，他们仍然可以准确地用手接住（垂直或水平地移动）；而另一些病人可以正确地说出研究者拿的东西，但当把东西递给他们时，他们不能准确地接住。结果表明， 在这两种情况下，大脑受到损坏的区域是不同的：一个区域的损坏阻碍了负责“知道”的视觉流，但完好地保留了负责“做”的信息流； 另一个区域的损坏阻碍了负责“做”的视觉流，但完好地保留了负责“知道”的信息流。我的模仿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然而，我们的神经结构导致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在模仿。我们从另一个人的行动中感知到的信息可以影响我们去“做”的倾向，这个过程是独立的，与我们是否知道无关（我们的意识通常集中在其他事情上）。变色龙效应——米尔纳和古德尔发现的视觉流和莱尔米特发现的环境依赖症都表明了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看”可以直接导致“做”。我们的大脑和思维的进化不仅只是为了思考和认识，还是为了行动，为了在需要的时候迅速行动。但是，除了在婴幼儿时期支持我们学习恰当的举止——当然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变色龙效应还有什么其他益处？答案有很多层次，但首要的是，它很好有助于我们彼此协作和配合。
我们研究的镜像效应是社会凝聚力的一种形式。它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团结在一起。无意识模仿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我的实验室在靠前个“变色龙”研究后的第二个研究中发现了这种现象。我们调转了靠前个研究中的角色，当他们一起在桌子上讨论照片时，我们让同盟者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模仿研究参与者的身体姿势和身体动作。在控制条件下，同盟者不去模仿参与者。后来，同盟者离开了房间，我们询问参与者关于实验的各种问题，包括他们有多喜欢另一名参与者（实际上是我们的同盟者），以及他们觉得和另一名参与者互动的顺利程度如何。比起在同盟者没有模仿他们的条件下，如果在一起讨论照片时同盟者模仿了他们的状态，参与者会更喜欢同盟者，而且认为他们与同盟者的互动更顺畅。当某人和我们行为相似时，哪怕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我们是能感受到的，而且会更喜欢这个人，感到跟他们的联系更紧密；同时，我们与他们的互动更加顺畅，我们的行动似乎与他们更加协调同步。我们模仿别人当下所做之事的自然倾向， 能带来更强的团结感和友好感。而且，就像但丁的直觉和他在诗中描绘的那种冷酷一样，这种行为的同步和联系效应显然是人类文化几千年来都感知到的——当然，是在无意识中。
几千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仪式化行为的联系力量，在举行仪式时，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做相同的事。在大多数有记录的历史中，军乐队和鼓手与军队共同前进，使军人保持步调一致。公元前200 年左右，罗马人征服欧洲时带了一支乐队。士兵们不仅按照乐队的音乐节奏前进，而且经常唱着振奋人心的歌曲，在音乐和歌声中坚持几天、几个星期、有时长达几个月的长途行军。（有人援引比利时公民的话说，靠前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他们的国家带来的很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不得不听士兵们不断歌唱。）如今，虽然军事部门不再和他们的乐队一起投入战斗，但在公众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仍然表现得步调一致。例如，在宗教仪式中，我们经常同时步调一致地站着、跪着、歌唱或吟诵。同样，在体育赛事前我们都站着齐声唱国歌——这可以算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活动——部分目的是提醒我们，尽管可以为不同的球队（和队服）欢呼，但我们都同属一个国家。我们甚至可以利用模仿和依从的无意识力量改变他人的行为，包括需要审讯的罪犯。通过利用潜意识里与他人认同的冲动，执法人员可能找到新的、非强制性的破案途径。当然，前提是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幸的是，传统的、仍然很常见的审讯方法一直在创造一种接近相反的气氛——威胁、恐吓，甚至折磨嫌疑犯，为的是从他们那里得到重要的信息。游览伦敦塔时你很先看到的事物之一就是中央的“血腥塔”，在那里，被捕的国家敌人受到置于刑架上受到刑讯逼供，他们的骨头被慢慢地拉开，身体支离破碎。500 年后，时至今日，类似的刑讯逼供依然存在。
2002 年10 月，一个名叫阿布·朱贝达（Abu Zubaydah）的男子被关押在中央情报局在泰国的“黑点”拘留中心。（两个月前，他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秘密部队俘虏并在随后的冲突中被击中，后来医务人员处理了他的伤口以确保他活下来。）中央情报局误以为他是基地组织的不错特工，掌握着有关“9·11”事件、奥萨马·本·拉登和阿富汗恐怖分子训练营的有价值情报。为了获得情报，审讯人员使用了政府美其名曰的“强化审讯技术”，迫使犯人进入顺从、自愿的状态。中央情报局的强化技术是水刑——他们向朱贝达实施了这种像中世纪酷刑一般残忍的刑罚足足83 次。甚至只是想象他的经历也令人痛苦， 但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训练。
朱贝达可能已经处于精疲力竭的脆弱状态——他被拘留后不知为何还失去了一只眼睛——他感觉到审讯人员将他的身体固定到一张斜板上，但他看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因为他们用一块布蒙住了他的脸。然后，他们隔着织物将水灌到他的嘴里，这引发了溺水的感觉， 以及伴随的生理恐慌状态。在朱贝达喘着气，被水呛得窒息时，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向他索取情报，然后继续隔着织物将更多水灌进他的嘴里。朱贝达发出的声音可怕极了——喉间咯咯作响的声音、喘息的声音、快要窒息时发出的声音、呻吟的声音。接着，特工继续增加水量，阻塞了他的呼吸道，直到他的身体猛烈抽搐。在经历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折磨后，朱贝达觉得板子向上倾斜了，他又能呼吸了。然后， 他们再次向他索要他并没有的情报。然而，他受到的不人道待遇并没有就此打住。
2016 年有一篇文章着实令人沮丧，学者丽贝卡·戈登（Rebecca Gordon）研究了朱贝达的案例，从凶残的开始到没完没了的粗暴折磨。他不仅遭受了水刑，还被连续数日剥夺睡眠，被反复大力地摔向一堵据说是软的墙。他们强迫他听巨大的声响，时间之长足以诱发精神病。“9·11”事件的创伤促使美国军队以他们所认为的更“合理” 的理由为名强加给他人严重的创伤。在他们看来，为了结果，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总统乔治·沃克·用他们从祖贝达那里逼供得到的情报作为入侵伊拉克的合理化理由，他为“强化技术”辩护——也就是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用在其他无数囚犯身上的刑讯逼供。而后来他们承认，用这些方法从朱贝达那里得到的情报根本没有价值。这种审讯方法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恐怖分子杀害无辜平民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使用各种手段从他们拘留的人那里获取信息。其中，许多手段仍然是极不人道的。这是（很好）坏的消息。好消息是，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法庭科学家的新工作已经开始关注模仿和模拟的无意识心理，并开始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保证没那么残忍的范式，供当局审讯犯罪嫌疑人和敌人获取信息时使用。他们报告说，与强硬路线的传统方法相比，这种新方法能从被问讯者那里获得更有效和更可靠的信息。使用传统方法时，嫌疑犯往往是为了停止难以忍受的疼痛和痛苦，向官员透露他们想知道的任何事情。而模仿和模拟暗示着相似性，我了解你对当前发生的事情的感受和反应。它在从前互相陌生的人之间增强了联系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如同几千年来大型社会团体使用的仪式，它促进分享与合作。所以人们会认为，尝试与不合作的人建立友好关系是一个让他们变得能够合作的好办法。
布法罗大学的马克·弗兰克（Mark Frank）和他的同事们观察了这种方法在犯罪调查和刑事审讯领域可能发挥的作用。合作证人是调查的主要信息来源。如果被询问者和询问者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积极的感觉，那么犯罪嫌疑人或证人更有可能合作。如果他们愿意合作， 那么就更可能提供有效和有价值的信息。弗兰克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这种友好关系对证人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影响。他们请所有参与者观看一段真实事件的视频，视频只播放一次，就像一个真实的目击者只能看到一次事情发生的经过。这是一个1 分钟长的生动的彩色视频，视频中一名男性旁观者突然跑起来，跳进燃烧的汽车里（显然是自杀），观看视频的人发出激动的惊叹，视频的很后消防车来了。然后，参与者接受访谈。访谈风格是三种不同风格中的一种：富有同情心地建立友好关系，唐突和冷漠地，或是以大多数执法人员经过培训的标准中立态度。
在靠前组中，询问者表现出放松的身体姿势，语调温和，并叫出参与者的名字，以此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第二组采用第二种风格—— 用一种严厉的、不连贯的节奏，询问者身体姿势僵硬，不提到参与者的名字。然后是传统、中性的第三组。结果表明，这是一次很棒的实验。
友好关系条件下的参与者比其他组的交谈时间更长，并提供了更多（50%以上）录影带中事件的正确信息片段。仅仅用五分钟建立友好关系就得到了显著的回报，从证人那里获得了更准确的信息。
虽然在靠前项研究中并没有特别使用模拟或效仿来建立融洽关系，但弗兰克、保罗·艾克曼和约翰·D.亚伯勒（John D. Yarbrough） 一起在下一个研究中这样做了。他们为执法和国家安全开发了所谓的IIE（Improving Interpersonal Evaluations）方法，即“改善人际评价”。IIE的基本前提是，好的询问者通过与询问对象建立友好关系来创造一个更舒适的交谈环境。他们用来改善关系的一种技巧是模仿，在模仿过程中询问者试图与被询问者的行为相匹配，其中包括沙特朗和我在原来的变色龙研究中用过的相同行为类型——坐姿、把手放在下巴上。弗兰克和他的团队增加了方言模仿，与目击者使用相同的词汇水平。在这种讯问技术中，运用模仿的既定目标是在访问者和被访问者之间建立行为同步性，因为同步性（如团体仪式）会引发更多联系和喜欢的感觉，而这种联系和感觉反过来又促进信任感和合作——快速地在两个人之间制造黏合性。事实上，IIE技术的操作指南明确建议通过故意调整自己的位置，观察被询问者是否效仿（模仿回来），定期检测友好关系是否持续存在。现在，IIE被广泛应用于执法人员的培训，因为事实证明，与传统的提问技术相比，它是一种进步。
讯问人员肯定不是专享运用（或可能运用）模仿的积极作用的人。在荷兰的一项研究中，服务员在不知道原因（他们不知道研究内容）的情况下被指示复述（模仿条件）或不复述客户的订单。复述顾客订单的服务员比没有复述订单的服务员收到的小费高出很多——模仿明显增加了服务员和顾客之间的好感、联系以及更积极的体验，这使顾客很终付给服务员更多小费。在一家法国大型百货公司家电部门进行的一项研究中，4 位20 多岁的男性售货员依次复述或不复述顾客对待售的不同型号MP3 播放器提出的问题。哪些顾客的问题被复述和哪些顾客的问题不被复述是随机决定的。例如，“你能帮我为我的孙子选一个MP3 播放器吗？”“您好，当然可以。我可以帮您选择一个适合您孙子的MP3 播放器。他多大了？”后来，这些顾客到达商店停车场时被邀请对店铺体验和对服务他们的店员的好感程度做出评价。他们还被问到是否真的购买了MP3 播放器。在话语被复述的顾客中， 有将近80%的人买下一个播放器，相比之下，那些没有被模仿的顾客只有62%购买了播放器。此外，比起在没有模仿的条件下，店员和商店在模仿条件下更受顾客欢迎。这些实地研究表明，模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喜爱和联系的影响力。

前 言 让我们再次将时间扭曲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只是一个顽固的、持续的幻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在大学里，我主修心理学，辅修齐柏林飞艇乐队（Led Zeppelin）的音乐。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我是位于厄巴纳–香槟地区的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当不在心理学系的研究室工作时，我就把时间花在学生自建的调频电台——WPGU上，在那里担任夜间打碟师。打碟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尤其是在前数字黑胶唱片时代。这是一门需要直觉和专业的艺术。我在直播中出现过一些小失误，后来才在电台那间有窗户的隔音小屋里感到放松。为了恰到好处地播放一首新歌曲，你必须将它的节奏甚至乐调与那些淡出的曲子相匹配。就像两个一进一出的人在门道相遇，两首歌会有几秒钟的重叠，这就创造出了一种令人愉悦的连续感。我最喜欢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一点是，它的歌曲经常有奇怪且持续很久的尾声，能使我在设计过渡时更具创造力。当《漫步》在罗伯特·普兰特（Robert Plant）越来越轻柔的“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声中散去，我会开始播放大门乐队的《风雨中的骑士》开头的雷雨声。
作为一个来自中西部的年轻人，我刚开始搞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我被心理学所吸引，原因是它会在未来给我解释：人类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包括好事和坏事；我们意识中的哪些成分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最吸引人的是，我们如何使用深度的知识来重塑自我和我们所处的世界。相反，我对音乐如此着迷的原因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喜欢那些乐队？为什么一些歌曲令我手臂上的汗毛直立，或使我不由自主地跳动，而其他音乐激起的是绝对的冷漠？为什么音乐对我的情感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它对某个我所不理解的、隐藏的自我说话，而那个自我显然是存在且重要的。1978 年，我到安娜堡市的密歇根大学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Zajonc）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举起两张印着现代艺术绘画的博物馆明信片，问我更喜欢哪一张。他可能展示了四五组图画，每次我都立即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一张，但对于做出选择的原因，我总是毫无头绪。
面对我的苦恼，鲍勃微笑着点头。“很准确。”他说。
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有隐藏的、潜在的机制在引导甚至创造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但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运作。换句话说，决定我们是谁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没有解释，然而它是我们的经验的一个重要来源。
大约在同一时期，20 世纪70 年代末，一个名为米歇尔·加扎尼扎（Michael Gazzaniga）的人驾驶26 英尺（约8 米）的GMC房车环游新英格兰。加扎尼扎是现代神经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进行这次公路旅行并不只是为了取乐。他旅行的目的是拜访“裂脑”病人——他们的胼胝体，即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纤维带被切断，以减少癫痫发作。加扎尼扎希望了解关于大脑不同区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新知识。他让病人进入他的房车，并让病人坐在一个显示屏前， 显示屏上会显示一些针对病人大脑右半球的刺激和另一些针对左半球的信息。通常，病人意识不到呈现给他们大脑右半球的是什么， 只能意识到那些呈现给左半球的信息。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会针对大脑右半球呈现的视觉命令进行研究。例如，如果病人的大脑右半球呈现“行走”的命令，病人会立即把电脑旁的椅子向后推，起身离开测试房间，这时问他去哪里，他会说“去我家拿一瓶苏打水” 这样的话。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却完全错误。病人能如此快速且轻易地诠释他们的非有意识意图或自发的行为并给出合理的解释，这让加扎尼扎感到震惊。
加扎尼扎从他的实验中总结出的突破性见解是，驱动我们日常的、时刻不停的行为冲动，产生于我们意识不到的大脑过程，虽然我们能快速地理解它们。我们都能感觉到意志的主观体验，但这种感觉不是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行动的确凿证据。我们可能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诱惑着去做某些活动。正如20 世纪50 年代，威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博士在蒙特利尔麦克吉尔大学，在脑外科病人身上展示的那样。
他刺激病人运动皮层的某一区域，病人的手臂会运动。接下来， 他会提醒病人，告诉病人手臂会运动。病人试图阻止自己左臂的运动，但它仍然运动了。意识当然不是手臂运动的必要条件，意识甚至不能阻止运动发生。加扎尼扎认为：事后，有意识的思维对于我们在无意识中做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它能创造一个关于我们所作所为及其原因的积极的、貌似有理的说法。显然，这些事后的结论不一定是准确的。加扎尼扎的洞见将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置于崭新的夺目光芒之下，并且对自由意志的概念提出了新问题。
在任意一天中，我们的所说、所感和所做，有多少是受潜意识控制的？更重要的是，又有多少是不受潜意识控制的？最为关键的是， 如果我们理解潜意识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自己所做的事情——能最终从根本上认识自己吗？洞察我们隐藏的驱动程序，能不能揭示不同的思维、感受和行动模式？这对我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本书考察了这些问题，也考察了许多其他复杂和紧迫的问题。尽管如此，一开始，我们仍需要看一看为什么人类经验以此种方式运作。一旦我们掌握了理解心理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如何互相作用的正确框架，新的机会就向我们敞开了。我们能够学习如何治愈创伤、打破习惯、超越偏见、重建关系、开发潜能。对此，再引用两首齐柏林飞艇乐队的歌曲，当转化的可能性不再存在于《远山深处》（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它们就开始《在光下》（In the Light） 出现。

我们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
我的姐夫皮特是一位火箭科学家，千真万确，他和我一起在小镇尚佩恩长大。后来，他、我姐姐和我都在伊利诺伊大学读本科。当我到密歇根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时，他参加了海军，成为一名天线引导导弹系统专家。他非常聪明。
在20 世纪80 年代，我曾在纽约大学教过几年书。在那一时期， 我每年都会回到我们在密歇根州利勒诺县（人们称之为“密歇根州的小指”）的小木屋，和家人共度几周时间。在冬天，这一地区被大雪覆盖，天空灰蒙蒙的，一片严寒冷峻之色。然而，到了夏天，这里的湖泊波光粼粼，湖水呈现出加勒比蓝的颜色，孩子们欢快地在沙丘上翻滚，在映照着浓绿树林的夕阳下，人们在烧烤、煮鱼。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买了这间没有暖气的小屋。在许多特别的岁月里， 我们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
有一天，湖面很平静，只有寂静的、感觉不到的风偶尔吹起涟漪。这是最棒的休息，远离了嘈杂的纽约，我要在这里度过一年中另外五十周的时间。姐夫和我都起得早，所以我们坐在看得见风景的客厅喝咖啡，让早晨的阳光洒进来。
“跟我说一说你们实验室里最新和最伟大的发现吧。”他说。
我跟他解释，我们是如何发现有意识的觉知和意图并不总是我们对周围世界产生反应的原因。“例如，有一个‘鸡尾酒会效应’。”我说，“你在参加一个派对，突然听到有人在房间的另一头说你的名字。在她说出你的名字之前，你没听见她说任何话，甚至不知道她在参加聚会。在所有噪音中，你过滤掉了所有信息，只剩下跟你说话的那个人的声音。然而，你的名字仍然能够通过过滤器。为什么是你的名字而不是别的？这是我们做的第一项研究。这个研究显示，我们会自动处理我们的名字和其他关于自我概念的重要信息，甚至在没有意识到它的情况下。”
姐夫茫然地看着我。我想我说得还不够清楚，于是我继续说下去。我解释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例如我们的第一印象——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无意识地受到影响，甚至被我们在见面之前的经验所操纵。我在实验室的实验中目睹了此类现象，它们令人吃惊。“基本上，”我说，“我们不断发现，我们对心理运作的大部分情况是无知的， 它们以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经验和行为。但令人兴奋的是，通过我们的实验，我们开始发现这些无意识的机制，‘看到’ 我们意识中这些看不见的模式。”
这时，皮特打断了我，他摇着头。“那不可能，约翰。”他脱口而出，“我不记得哪一次我曾在无意识中受到影响！”
没错，我想，这就是全部的重点。不是吗？你什么也记不住，因为你一开始就从未意识到。
我的火箭科学家姐夫无法动摇他基于毕生的个人经验的强大信念——他做的每件事都是他有意识选择的产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根据定义，我们的经验只限于我们所知道的事物。而且，要接受这种可能性，是有点儿诡异甚至让人有点儿害怕的：我们并不像意识引导我们相信的那样，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要接受我们的“人生之船”除了由“意识船长”掌舵，还受其他力量的掌控是很难的。
要真正理解每天的每时每刻无意识地影响我们内在的运作方式， 我们必须承认，在任一特定时刻，我们意识到的内容和同一时刻在我们意识中发生的其他内容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裂缝。在我们意识到的内容之外，还有那么多事情在发生。这就像物理学中的电磁波长图表，从最低到最高——我们只能看到其中一小段波长，并称其为可见光谱。但这不意味着其他波长不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它们：红外线、紫外线、无线电波、X射线，等等。虽然肉眼看不到那些有能量的不可见波长，但我们现在能用仪器和技术发现它们并测量其效果。这与我们看不见的心理过程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没有直接意识到它们，但现在科学能够发现它们，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去看到那些隐藏的内容并发现它们，如此一来，我们就获得了一双新的眼睛。它也可能正是一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自己需要的验光镜。（“看看我错过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你不必成为一个火箭科学家就能使用它。

三个时区
直到最近，科学仍然不可能系统地、严格地测试无意识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科学家只有理论的和对临床病人的案例研究，以及零散的实验证据。这自然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思想有无意识的部分，心理过程在我们的觉知之外运作，这样的观点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存在。例如，达尔文在其1859 年的代表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重复提到这个观点，以此说明当时的农夫和饲养员无意识地运用自然选择的原则种植大穗玉米，饲养更肥的牛和羊毛更稠密的羊。他的意思是，农夫和饲养员并不知道他们的做法生效的原因或背后潜在的机制——他们尤其意识不到自然选择机制对于超自然力量创造世界（包括所有动植物）的宗教信仰的重大意义。19 世纪晚期，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出版了一本名为《无意识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的书。这本书充斥着对心理活动及其内在运作模式的猜测，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讲出来，没有数据，甚至缺乏逻辑和常识。但这本书很受欢迎，到1884年已经再版九次。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很厌恶冯·哈特曼对于心理的无意识领域完全不科学的论述，以致引发了著名的事件：他取消了对无意识这一“奇思怪想的领域”的研究。然而20 年后，当第一次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见面并听了弗洛伊德对梦的意义所做的演讲后，詹姆斯对针对无意识思想的治疗方法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弗洛伊德说：你的工作是心理学的未来。詹姆斯赞赏弗洛伊德的努力：不再纸上谈兵，而是做细致的临床观察，对消除病人的痛苦和症状实行干预措施。
然而，就在这两位心理学泰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面几年后，当时的科研机构对意识的研究产生了地震般的反应。在心理学研究中，研究参与人员把对内在体验有意识的报告称为“内省法” （introspection）。这些报告不被视作可靠的证据来源，因为即使同一个人面对同一个情境，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报告不一样的内容。（事实上， 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人类对意识如何运作缺乏准确的内省方法和知识——而当时科学家的研究却依赖于参与者能够准确地报告他们的意识是如何运作的。）1913 年，约翰·B.华生（John B. Watson）在他的著名演讲中说，科学心理学应该彻底排除对思想和有意识经验的研究。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67 年在《机器中的幽灵》（The Ghost in the Machine）一书中对行为主义做了强烈批判，他写道：华生和行为主义者犯下一个巨大的逻辑错误，导致在接下来的50 年里对意识——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研究被科学心理学排除在外。正如库斯勒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一时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领域的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华生创立的占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学派强烈主张我们完全是周围环境的产物，我们的所看、所听和所触——以及其他少量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像能学会压动锁闩以获取食物的老鼠那样度过一生，意识是一种幻觉、一种附带的现象，对我们来说可能显得真实，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起作用。当然，这种极端的观点是错误的。在20 世纪60 年代，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认知心理学开始流行起来。认知心理学家试图打破这个观点：我们与老练的实验鼠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我们有意识的选择确实很重要。虽然认知心理学家将自由意志归还给了我们，然而，在与强大的、根深蒂固的行为主义权威的艰难斗争中，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我们的行为几乎总是处于有意图和有意识的控制下，几乎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种不同的极端立场也是错误的。真相存在于这两极之间，而且，只有当我们将地球上所有生命最基本的存在条件考虑在内的时候才能理解真相，那就是——时间。
本书的首要前提是：意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它是整个宇宙的真相——同时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的有意识经验是这三部分的总和，它们在一个人的大脑中互相作用。然而，是什么构成了意识存的时间区域，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或者说，识别某一层面很容易，但识别其他层面却并不容易。
没有隐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之中。在任一时刻，我们都能主动从大脑巨大的档案库中提取记忆，并且其中的一些记忆仍然生动非凡。记忆偶尔也会来找我们，我们被某些情景所触动，过去突然呈现，就好像电影屏幕在“意识之眼”前面展开。如果我们花时间反思——或者找一个有好奇心的搭档，或者去接受治疗——就能发现过去是如何塑造我们现在的思想和行动的。同时，我们仍然对永不间断的现在——景色、气味、味道、声音、手感——保持觉知。我们的大脑经过进化，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正如它们在过去曾经发生过那样。所以，为了在这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变化的世界中做出明智的行为决策，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神经资源。亿万年的进化将我们两耳之间的灰质塑造成一个复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指挥中心。想想看：人脑重量平均占人体总重量的2%， 但却消耗了人类清醒状态下耗能量的20%。（现在思考了这个问题， 你可能想去搞点儿吃的。）
然而，想象中的未来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积极追求雄心、欲望和成就——获得晋升、梦想中的假期，为家人建立一个家。我们意识中上演的这些想法像过去和现在一样，清晰可见。它们为什么会存在？因为它们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有意识的觉知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有意义的经验食粮，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这三个时区里，意识内发生的事情要比当下可见的内容多得多。我们也拥有一个隐藏的过去、一个隐藏的现在和一个隐藏的未来，它们都在我们未曾意识到的情况下影响着我们。
人体机体经由进化，形成了维持生命并继续繁殖的任务。其他的一切——宗教、文明、20 世纪70 年代的前卫摇滚——都是后来出现的。人类物种生存的艰难经历构成了我们隐藏的过去，赋予了我们直到今天还在坚持使用的“自动方案”，尽管我们对产生这些特性的漫长的历史没有天生的个人化记忆。举例来说，如果一辆公共汽车向你开过来，你知道要跳到一边，但你不必命令神经系统开始释放肾上腺素，它就会帮助你这样做。类似的，如果你喜欢的人倾身吻你，你知道该如何接受那个吻。半个世纪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指出，如果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做每件事，我们将永远无法在早上起床。（通常这已经足够困难了。）如果你不得不费力地决定移动哪块肌肉，并且还要按照正确的顺序，你会不知所措的。在每一天的杂乱喧嚣中，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每一刻的最佳反应，所以在无意识中运作的经过进化的过去提供了一个流水线系统，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然而，正如我们马上要探索的那样，它也在以其他重要的、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引导我们的行为——例如，在约会和移民政策这类事务中。
现在在意识中的存在方式也包括比我们在上下班途中、和家人共度时光时，或是盯着智能手机时（有时我们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不建议这样做）有意识地感知到的东西多得多的内容。我和同事们多年来的研究表明，存在一个隐藏的现在，它几乎影响着我们做的每件事：在超市购物时我们买什么东西（以及买多少），当结识陌生人时我们的面部表情和手势，我们在考试和求职面试中的表现，等等。尽管看起来不是这样，但我们在这些情况下的想法和行动并不完全受意识控制。在任一特定时刻，当时在意识中运作的隐蔽力量决定了我们购买不同的产品（或不同数量的产品），用不同的方式与人互动， 发挥出不同的水平。我们也拥有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眨眼之间》（Blink）中写到的可信任的预感、本能和直觉反应。当前意识的可塑性意味着“眨眼之间”的反应事实上比我们许多人想得更容易出错。然而，通过学习它们在我们的大脑中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可以增强我们认识好、坏直觉的能力。
还有隐藏的未来。我们有希望、梦想和目标，它们决定我们思想和生活的方向；我们也有对未来的恐惧、焦虑和担忧，有时我们无法从脑海中驱除它们。这些穿过神经通路的观念在我们身上产生显著的、看不见的影响。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表明，当女性被鼓励去考虑找一名配偶安定下来时，她们对防晒护理和减肥药（增加外表吸引力的方法）的反对程度会降低。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意识地戴着目标的有色眼镜看世界。当我们的意识无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了找到一名伴侣而变得更有吸引力时，防晒护理和减肥药突然间变成了较好的选择。这种看不见的未来也影响着我们喜欢谁和不喜欢谁。如果你关注事业，你会对和你的职业目标相关的人有更强的情感联结。相反，如果你更关心获得乐趣，那么吸引你的会是不同类型的人。换句话说，朋友——还有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经常是我们的潜意识目标和隐藏未来的一种功能。考察欲望是如何在暗地里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能使我们更好地规划真正的优先事项和价值观。
过去。现在。未来。意识同时存在于所有时区，既有隐藏的运作，也有可见的运作。这是一种多维的时间扭曲，即使我们感受到的是流畅的、线性的体验。我们中没有人曾经只活在当下，甚至连最熟练的冥想实践者也不曾只活在当下。而且，我们也并不想这样。
本质上，意识的运作很像我在20 世纪70 年代打碟时使用的立体声音响设备，只是它的层次更复杂，声音混合器的输入更活跃。就好像总是有三首歌同时播放：主歌（现在）的声音最大——让我们假设它是《心碎的人》，因为这是齐柏林飞艇乐队最拿手的曲目——另外两首（过去和未来）不断地淡入和淡出，悄悄地改变着整体的声音。
本书的目的是让你进入你意识中的打碟台，这样你就能更清楚地听到真正上演的声音，并开始自己控制音乐的播放。

新的无意识
人类理解无意识心理的漫长旅程曾经将我们带入许多错误的，也可以说是富有想象力的方向。在中世纪，如果有些人表现出任何奇怪的行为，比如对自己说话或看到幻觉，人们会认为他们是被魔鬼或邪恶的灵魂掌控了。毕竟，从宗教教义上说，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上帝不会到处走来走去、自言自语。17 世纪初，哲学家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以格言“我思故我在”而著名）认为， 人类的灵魂——我们超自然、神圣的品质——存在于我们的有意识心理（conscious mind）中。因此，不被社会接受的行为的起因不可能是人的神圣意识，它一定是占有一个人物质身体的一种外力。
大约在1900 年前后，巴黎的科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 和维也纳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认为心理疾病有自然的、生理的原因。弗洛伊德和让内是最早的精神病学家，在他们各自的医院和诊所治疗患有精神疾病——如人格分裂症的患者，并试图解释这些紊乱产生于生理意识的何处。让内把精神疾病简单地归于大脑的功能异常， 而弗洛伊德总结说，这些病理源自这些精神病人内在的一个独立的、无意识的自我。然而后来，他走得更远，并且相当武断地坚持认为这种独立的无意识心理不仅存在于精神病人身上，而且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弗洛伊德坚持让他的助手卡尔·荣格（Carl Jung）和其他人把他的理论奉为教条，好像那就是被揭示的真理，而不是有待科学检验的假设（尽管后来荣格这么做了）。因此，虽然他对无意识驱力的强调无疑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洞察，但事实上，弗洛伊德妖魔化了正常心理的无意识运作：他声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无意识深渊，那里是黑暗的，充满扭曲的欲望，只有通过心理治疗才可以驱除这些欲望。让内研究了同样的现象，他非常不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但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融入了流行文化之中，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
在他宏大而详尽的学说中，弗洛伊德将无意识心理描述成一口大锅，其中沸腾着适应不良的情结，它们一心想要引起我们的麻烦和悲伤，只有通过有意识心理的干预才能克服（当然，需要在一个优秀的精神病医生的帮助下）。笛卡儿曾经认为有意识的心理是我们的神圣品质，肉体的无意识心理代表我们基本的动物本性。笛卡儿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延伸到科学心理学的某些分支中。简而言之，“有意识的是好的，无意识的是坏的”，这种信念是贪图方便的过度简化，也是完全错误、漏洞百出的。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并如此珍视这个信念？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我们太想相信它，毕竟意识是我们自己的超级能量，把我们与地球上其他所有动物区分开来。只要花点时间看看儿童电视节目或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和人物（复仇者、蝙蝠侠、蜘蛛侠），我们就能发现里面的主角都拥有特殊的精神力量或能力，更不用说所有成人的电视节目。我们渴望像那些电影和电视里的人物一样，拥有超越他人的特殊优势，有纠正错误的权力，能够实施复仇，救助我们的家庭、朋友以及社会上受压迫的人。这些都是美好的、令人满意的借口，使我们能从生活的现实中逃离。我们经常花费许多金钱和宝贵的时间从这些幻想节目中获得乐趣。我们如此想拥有这些超能力，以致不情愿放弃相信：我们确实拥有其他动物不具备的意识。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们有动力去相信我们的有意识心理是善的源泉，也有动力把错误的、不好的东西归咎于心理的无意识运作。当我们做出一些让他人不快的事情时，我们会说“我不是有意的”或“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接着，我们会为我们的行为找出情有可原的理由，而不是说“是的，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我希望没有被逮到”。有一种方法能让你自己知道，除了有意识的意图，你确实经常承认其他动机的原因，那就是去体会当你不想为你的行为负责（被责备）时找出的这些理由。突然，你相信了你的行动会由有意识意图以外的其他动机引发。但是，如果你诚实面对自己，你会认识到，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你想否认的行为，而且同样适用于你的积极行为。
但是如今，主要得益于认知科学的出现和它所提供的新方法，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无意识的时代。现在，我们知道，无意识不是我们内在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的独立的第二意识。我们拥有关于普通人的意识是如何运作的科学理论，我们用基于普通人反应的科学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设，因此，在总结一般性的人类意识时，我们所用的方法比弗洛伊德的方法更安全。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在对非典型病人的案例研究上，这些病人有严重的精神或情绪问题，这种案例的数量通常很少。脑成像研究揭示了无意识心理过程与有意识心理过程使用的大脑区域和系统非常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像《永远不变的歌》a（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中唱的那样。我们有一种单一的、统一的意识，以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模式运作，它们总是使用同一套基本设备，在进化过程中只发生微调。隐藏的意识——在我们的知识和意图之外运作的心理过程——的存在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帮助，虽然它确实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理解这些影响受益。这些基本的无意识心理过程就是我四十年职业生涯所研究的内容。
在2003 年夏天，我从纽约大学调到耶鲁大学。到那里的时候，我和同事们将我们的实验室命名为“认知自动化、动机与评估实验室”，简称ACME。这个缩写是生动的（虽然我承认我一开始就将实验室取名为ACME，但理由是后来才搞清楚的，到了那时才想出首字母代表的含义）。“acme”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顶峰”或“顶点”，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有意识心理是完美的高水位标志，是“万物之灵”［ 这 是杰弗逊飞机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的一首歌名，而不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它确实是历时36 亿年生命进化的顶点，但这并不是我将实验室命名为ACME的真实原因。
许多人可能记得一部很老的卡通片《公路奔跑者》（Road Runner）：贪婪饥饿的威勒·E.柯尤特（Wile E. Coyote）在没有尽头的沙漠公路上追逐无辜的公路奔跑者。Acme公司是威勒追捕猎物时用到的所有奇怪且特别的工具和炸药的供应商。（事实上，我们的实验室网站上有一个链接，通过该链接可以看到Acme公司所有这些精细的产品。）然而最终，这些玩意儿总是爆炸或回火。在一定意义上，公路奔跑者就是比我们想象中更为迅捷且聪敏的无意识心理，而威勒·E.柯尤特是我们精于算计的，却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的有意识心理。我们经常犯威勒·E.柯尤特的错误，我们认为自己如此狡黠和聪明，结果我们的有意识计划经常被炸成碎片。事实是，生活很少像卡通片这么有趣。或者说，在现实中，当爆炸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时，会显得更有趣。
说到真实的生活，在设计实验室实验时，我的目标是使实验情境尽量自然、真实。做一位心理学实验的参与者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因为你知道你在被一位“心理学家”评估，一位人类思考和行为的专家。（在大学里，我亲自参与了许多心理学实验。我总是以为会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走出来，在我完成任务以后盯着我看，摇摇头，像《亚当斯一家》中的卢尔希一样叹息。）这会让人有点担心，使他们更多地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让自己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但是作为心理科学家，我们不想研究人们在有所防御时的表现。我们希望了解人们在真实世界里，在不自知时不加修饰的表现。因此，许多年来， 我们设计了许多研究来收集信息，并使用一些方法让参与者根本意识不到那也是研究的一部分。
例如：我们在研究权力和无权力的影响时，让志愿者进入一位教授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在那里，我随意地请他们坐在大桌子后面教授的大皮椅子上（高权力）或桌子前面摇摇晃晃的学生椅（低权力）上；在另一个研究中，我们计算了当参与者认为实验已经结束后花多长时间走出走廊；在第三个研究中，实验者随意地请参与者帮他拿着热咖啡或冰咖啡，再让参与者去拿一个文件夹，从中取出一份问卷并填写，实验者在参与者不加注意时给了他们一个热或冷的感觉， 这是实际研究的一部分。用这些方式，我们增加了实验所谓的“生态学效度”——我们的发现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研究进行了几十年后，一个接一个的实验表明，无意识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壁垒，而是一扇可以开启的门，科学掌握着进入这个门的钥匙。
就像我的姐夫，第一次听说无意识影响的力量的人经常害怕自己不具有自由意志或失去对生活的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为了坚持一个人对自由意志的信念而拒绝相信证据，事实上会减少一个人真正拥有的自由意志。正是那些否认暗示机制或无意识影响的可能性的人，最容易被操纵。看似矛盾的是，也许认识到无意识力量的存在和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局限性，实际上能够增加我们真实拥有的自由意志。例如：当我意识到白天的工作事务是如何影响我回到家时面对奔向我的五岁孩子的反应时，我可以采取措施控制这个影响，以我真心希望的方式面对这一喜悦的日常时刻；而在无意识中，我可能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反应错误地归咎于她，然后很快后悔我的反应方式。作为人类，我们有一种真实和有意义的需要：我们感觉到自己是灵魂的主人，可以控制自己生命的结局。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力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我们可能受到自己意识不到的意识的影响，这个事实只是意味着，我们拥有的主动控制力比我们从前以为自己拥有的主动控制力少一些，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控制力。只需要去思考通过认识并将这些影响考虑在内，你能增加多少控制力，而不是假装它们并不存在（因此允许它们控制你）。
毕竟，真正的船长对于船的航线并没有绝对的控制力。他们必须把其他外力考虑在内，比如洋流和风向。他们并非只将船头指向遥远的港口，径直航行。如果他们这样做，会撞到暗礁或在海面上漂远。相反，船长与这些影响船舶航向的因素互相协调，调整并适应着前进。高尔夫球手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有一阵强烈的侧风，他们不直接瞄准孔，而是将风的力量考虑进去。如果你学着去适应无意识的水流和吹过你的侧风，你对生活的驾驭能力将好过我的高尔夫球技，我的球技根本不算很好。
本书就是关于发现那些水流和侧风的。在第一部分，我们将考察我们隐藏的过去，看看我们今天是如何被古老的进化史、我们大部分被遗忘的童年，以及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影响的。这一长期的过去——其中大部分我们已经记不得了——以惊人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现在的有意识经验。它能影响我们在政治竞选中如何投票，我们在小学有多少朋友，甚至影响我们的数学考试成绩。我们的短期过去，即我们在过去一两个小时里做的事情，也会暗地里改变我们在不同情境下的做法，让我们的花费超出预算，吃得更多，或者不公平地评判某人的工作表现。隐藏的过去甚至会影响你将来的就业和你能谈下的薪水——它们都取决于你未来的雇主手里端的是哪种饮料，或者他们的座椅的风格。
在第二部分，我们会考察隐藏的现在——我们是如何被瞬间判断和“短片段”影响的。我们将学会在什么时候能信任我们的直觉，什么时候最好先睡上一晚再决定是否执行一闪念下的反应。我们将学到，为什么我们对他人（或其他任何事物）的判断几乎不可能是中性的，而同样的将世界划分为“好”或“坏”的倾向可以被用来极大地降低酗酒复发率。我们现在的可塑性令人震惊，我们会看到：墙上的涂鸦如何使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乱扔垃圾的人；为什么你与你的伴侣生活的时间越长，你们会变得越像对方。我们也将研究：你简单地更新一条状态，它对你脸书上朋友的情绪影响何以长达三天之久； 为什么你想录下星期天下午的足球赛和孩子们一起看，而不是观看现场直播。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们会考察我们的未来计划的隐藏作用，关注对无意识动机的最新研究。我们的目标和欲望对我们施加了强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小心对待我们渴望的事物， 但它们也能以我们预期之外的方式激励我们。我们会看到，只需要让学生们想起他们的妈妈，就能诱导他们在语言测试中表现得更好。我们也将探索，如何让我们的心理无意识地工作，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甚至在睡觉的时候），如何运用我们新发现的关于隐藏的意识的知识来帮助我们达到艰难的目标。我们将学习执行意图的艺术，事实证明这种艺术对这些情况有帮助：让老年人记得吃药，让人从沙发上起来开始锻炼，以及鼓励年轻人向他们的父亲表达爱而不觉得尴尬。
当我向非科学界人士谈起我的工作时，他们倾向于想知道哪个是真实的自己，是有意识的自我还是无意识的自我。有些人认为，有意识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因为它反映了一个人的意图和他所做的有觉知的事情；其他人认为，无意识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因为它反映了人内心深处真正相信的事情，而不只是他们希望呈现给外界的版本。但真实的答案是：两者都是。我们需要扩展关于“我”是谁的概念。像笛卡儿一样，我们中的许多人只认同有意识的心理，好像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好地为我们服务的、有适应能力的无意识是某种闯进我们身体的外星生命形式。如果我们对无意识没有觉知，它会将我们引入歧途。但是要记得，它经过进化并存在的原因是帮助我们生存、兴盛。（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版本中的一个重大矛盾是，很难看出如此一个适应不良的系统竟然是通过自然选择过程进化而来的。）类似的，我们的有意识心理也在进化，就像一个方向盘，它允许无意识机制进行附加的、战略性的控制。只有积极整合心理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工作，倾听并善用两者，我们才能避免掉入因无视另一半而产生的陷阱。
换句话说，这个问题不在于哪一个是真实的自我，因为两者都是。在不知道无意识部分和不理解它如何塑造我们的感情、信念、决定和行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全部的自我。无意识在持续引导我们的行为——然而，就像加扎尼扎的裂脑病人们，我们可能根本不相信。虽然有时它会帮助我们，有时它会妨碍我们，但最终它的首要目的是保证我们的安全，为了这个目的它从不睡觉也从不休息。我们无法关闭无意识心理，我们也不想这样做。当你开始理解你的所作所为背后迷人而简单的原因，理解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心理是如何在你意识到它们之前影响你的——好的，隐藏的意识就不再隐藏了。
罗伯特·普兰特在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一首歌中唱道：“茫然困惑了这么久……”我能回想起当时那种感觉，而且我认为，它就是我选择我所从事的职业道路和我所做的研究的原因。这是齐柏林飞艇乐队和心理学共同引领我所至的方向——感谢如此深刻地驱动我们的力量， 它就在那里，在我们的意识之下。有时，我仍然感到茫然——那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更多时候，我不再困惑，特别是当我在十年前偶遇了一条绿眼睛的短吻鳄之后。

《金融时报》 (Finan Times)
《隐藏的意识》是2017年很趣的图书之一。这本书对那些想影响他人以及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读者而言很具启示性意义。


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
这本书介绍了那些隐藏在我们身体之内却不被注意到的决定我们行为的力量，令人眼界大开。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令人印象深刻……《隐藏的意识》一书是约翰·巴金博士和他的同事创作出的一部引人入胜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本书行文结构清晰、可读性强，普通读者与专业人员都适用。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以有趣的科学研究发现为基础，这本书集专业科学与自助内容为一体，很好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