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四书精讲

  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怀瑾先生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传道授业精神，在台湾地区、香港等地开始讲述“四书”，其中他对《论语》的讲述整理成《论语别裁》，于1976年出版；对《孟子》七篇的讲解则经其弟子友人整理出版，陆续以《孟子旁通》（《梁惠王》篇的讲授）《孟子与公孙丑》《孟子与离娄》《孟子与万章》《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滕文公、告子》的名义出版，前后间隔达三十余年；1996年南先生用讲话的语气撰写《原本大学微言》，经周勋男整理后于1998年出版；1998年南先生寓居香港时又亲自撰成《话说中庸》，本拟继《原本大学微言》之后出版，因人事变迁和其他种种因素一拖再拖，直至2015年才由刘雨虹老师整理后正式出版。同时，刘雨虹老师等人还整理出南先生年谱，一并附于书后。
    《南怀瑾四书精讲》就是其四书讲稿的集中整理，共分四本，即《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话说中庸》和《孟子七讲》（即原《孟子旁通》《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离娄》《孟子与公孙丑》《孟子与万章》和《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六本合集）。

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义。南怀瑾先生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传道授业精神，于数年间，以讲课方式，分别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加以别具特色的阐释，广受欢迎。《南怀瑾四书精讲》就是其四书讲稿的集中整理，共分四本，即《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话说中庸》和《孟子七讲》（即原《孟子旁通》《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离娄》《孟子与公孙丑》《孟子与万章》和《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六本合集）。

南怀瑾先生，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对国学钻研精深，体认深刻，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诣，更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等，对西方文化亦有深刻体认，在中西文化界均为人敬重，堪称“一代宗师”。

《论语别裁》（上下册）
《原本大学微言》（上下册）
《话说中庸》（全一册）
《孟子七讲》（上中下三册）
（即原《孟子旁通》《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离娄》《孟子与公孙丑》《孟子与万章》和《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六本合集）

    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学们，大概很少听过《中庸》这个名称了，如果是在中年以上，五六十岁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还会拿它来当笑料，甚之，还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就是被《中庸》所误，所以弄得国家民族百年来吃尽了苦头。但你如向他请教什么是“中庸”他又说不出具体的道理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读过《中庸》，更谈不上有效研究《中庸》了。
    一般人们所谓的中庸，大概就是马马虎虎，糊涂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现代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捣浆糊。万事得过且过，不必太认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那便是中庸之道了。比较好一点来说，只要不左不右，应付得过去，自己不做任何确定的主张，做个随波逐流的滥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这样地理解《中庸》，这样地用《中庸》，当然就会使人个个成为庸庸碌碌之辈，所谓国将不国，的确是误国之学，实是不值一谈。
    其实，《中庸》是一本书，它是传统五经《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时候，被当时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抽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叫作“四书”，从此影响左右了中国千年来的民族文化。这个历史的故事，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有比较简略的交代，不必再说了。
    《中庸》一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也便是承继孔子学问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学生。曾子作了一篇《大学》，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传承孔子一系儒家学问心法的大作。
    子思生当中国春秋时代的末期，也就是战国七雄争霸的开始时期，大约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年之间，比西方文化希腊上古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出世早八十多年。子思在幼年时期，孔子还在世，他是曾经亲自受到孔子的教养，但他却从曾子那里接受学问教育。所以说，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后来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学生。
    子思为什么要著《中庸》呢？我们根据孔子后人所著《孔丛子》一书的记载资料，子思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后世疑为六十岁之误，考证难详），到了宋国，宋国的大夫乐朔和他谈论学问之道，话不投机，乐朔对他表示不高兴，就叫人去围攻他。事情被宋国的君侯知道了，亲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说：“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乐朔和子思的对话
    乐朔和子思讨论学术，他们是怎样地发生歧见呢？《孔丛子》的记载：
    “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尚书》——《书经》所收集的，只有《尧典》、《舜典》等三四篇文章是好的）。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其他的那些《秦誓》、《费誓》啊，都是模仿尧、舜的话，实在不够格）。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那是时代社会有所改变，所以有些文章，也是正对当时的习惯而作）。假令周公尧舜，更时异处，其书周矣（假使周公和尧、舜，彼此颠倒上下换个时代，那么尧、舜的文告，也便会和周代的文句一样了）。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乐朔说写文告，本来是要一般人们都看得懂，知道了事情，所以愈简单明白愈好。但读那些古书的文章，有些故意作出读不懂的字句，这不是有意找麻烦吗？）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昔鲁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非其人，道不贵矣。今君何似之甚也！（子思说：古书上的记载，固然有时觉得很深奥，其实，只要对文字学的训诂下点工夫就懂了。古人把口说的话变成文字，就要求典雅一些，才使文学有艺术感。从前鲁国也有乡下的里巷之人，像你一样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我（子思）对他说：学问之道，是传给真有慧智的人，如果不是智者，那对学问之道，有什么可贵之处呢？现在你怎么也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一样见解呢？）”
    子思这样说了，乐朔当然是“不悦而退”。便回来对他自己的党徒们说：“孺子辱吾（孔伋这个小子，当面侮辱了我）。”“其徒曰：此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驾而救子思。”（乐朔的党徒们听了便说：孔家的祖先，虽然也是宋国的人，但隔了很多世代了，而且和我们有旧仇，我们正要找他出气、修理他。因此，就来围攻子思。幸而被宋国的君侯听到了，才亲自带人来解救了子思的危难。）
    但《孔丛子》又记载“子思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这正如子思所说，读古书要知道训诂之学了。古文所说的“篇”字，是从竹从扁。换言之，在子思的时代，作书写文章，是把字刻在竹简上面。所以说《中庸》共有四十九篇。后来宋儒朱熹把它割裂分编成三十三章，这便变成了《大学》、《中庸》朱注章句之学的起源，并非是子思的原著。但要真正对《中庸》原著考证起来，实在也并非容易的事，我们也只好各说各的了。
    何谓《中庸》
    子思著《中庸》的原意，如果根据《孔丛子》等平实的记载，他是为了解释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问之道的著作。所谓“《中庸》一书，其中言智、仁、勇，言费隐，言诚明、天道、人道。非深入圣人之奥，不能达于心口。子思之学，有渊源于中庸乎见之矣”。
    在初唐时期，孔颖达著《礼记正义》，引用汉儒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但到了南宋初期，宋儒朱熹自作《大学》、《中庸》的章句，《中庸》被分割编为三十三章，而且加冠圣境，根据韩愈一篇《原道》论文，认为《中庸》是传“上古圣神，继天立极”的道统，从尧、舜的传心法要而来。那就是尧传位给舜的时候，说了一句“允执厥中”的话。舜再从他一生经验的总结，更加深入地悟到人性的精微，就加了三句而传给禹，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传承相续。但从孟子以后，便失传了，这便是韩愈《原道》的意思。因此朱熹就认为，现在总算由宋儒程颢、程颐兄弟重新悟出来了，再传到朱熹等人，又把道统接上去了。朱熹和宋儒们却绝口不提这种道统说法，是根据韩愈的《原道》思想而来，未免太过小器了。同时又说：“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这也都是朱熹对《中庸》确有心得的另一见解。至于在朱注《中庸》章句开头，特别标榜程颐（伊川）解说《中庸》的书题，稍等再说。
    有趣的是，到了清初乾隆时代，有名的诗人才子袁枚（子才），他很讨厌宋儒理学，也很不喜欢佛、道两教。他对于《中庸》，认为是西汉儒家的作品。因为他认为孔子、孟子都是山东人，动不动就提到泰山。而《中庸》唯独称华岳。他断定子思没有到过秦地，哪得见过华山或嵩山。袁子才素来就有文思辩才，但对于这些论点，始终免不了名士气的狂放。孔子、子思祖孙，都遭逢乱世，周游行踪所及，岂可认为他们保证不知华岳！不能单凭一句书本上的文字来作论据，就断定子思未见过华岳。袁枚善于谈诗选色，精煮随园豆腐。至于义理之学，并未深入，而且也是性所不近，习之所远，不足论也。但后人也有认为《中庸》“载华岳而不重”的“华”字，本是山岳的“山”字，乃汉代传刻之误，较为有理。